骑马

王了一

    ①大家都知道，古代的英雄是怎样爱他们所骑的马。楚霸王的乌骓和虞姬并重，或者可说比虞姬更为重要，因为等到“骓不逝”的时候，虞姬只能陪着他徒唤“奈何”。名将有了良马，然后相得益彰。直到现代，我还觉得一位军长骑上马就格外显得威风凛凛。那种“逸势凌蛟虬”的神气决不是任何机械所能代替。

    ②还会联想到西洋古代的“骑士”。只有那种任侠仗义扶弱锄强的人，才不辱没了名马。依照传说，中古时代只有“骑士”能有骑马的权利，而“骑士”又都是忠勇的人。不管它是不是事实，只这忠勇和马的搭配就够有趣的。咱们可以说，马就是忠勇的象征。

    ③文人的骑马，一般说起来，却是最可鄙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们读到这一类的诗句的时候，眼睛里活现出戏台上状元游街的景象：一个弱不禁风的瘦书生拿着鞭子像挥扇般地摇了又摇。这和骏马的神态形成一种极端的矛盾。马者，怒也，武也。多数书生非但不能武，连怒也不过五分钟，如果他们要骑马的话，最好择一些“驾骀”给他们骑。不过，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像陆放翁的骑马也就不凡。“射雉西郊常命中”，这种畋猎的英姿并不亚于冲锋陷阵。也许因为他是帅府的参议，所以能有“上马杀敌，下马作露布”的豪情。必须是他这种人，才够得上说：“中原北望气如山。”

    ④女子骑马自然别有风韵；然而骅骝毕竟是配英雄的，不是配美人的。除非是美人而兼英雄！抗战以后，女同胞当中产生了不少的阿马孙英雄，她们非但有马革裹尸的志气，而且有跃马檀溪的胆量。她们和白云观外的嬉春女士相差得实在太远了。

    ⑤《封神榜》里的神仙有骑狮子的，有骑虎的，有骑鹿的，有骑仙鹤的，依我猜想，都不如骑马的英雄气概。当我骑马的时候，非但不喜欢按辔徐行，而且不爱它那种赛跑式的步伐。我喜欢它飞：我爱它如天马行空；我爱它如风驰电掣。我们的土话把马的小跑叫做“小滚”，马的大跑叫做“大滚”。“小滚”只觉得颠簸不堪；“大滚”的时候，就大大不同了。马似流星人似箭，你只觉得身轻如叶，飘飘欲仙，并不像一匹马载着你在走路，只像一只神鹰载着你在凌空！只有这样，你才尝得到骑马的乐趣。“小滚”的结果，会使你头昏脑涨；“大滚”的结果，会使你忘却疲劳——纵然疲劳了，也包管你夜里睡得安稳。会骑马的人不喜欢“小滚”而喜欢“大滚”，正像喝酒的人不喜欢淡酒而喜欢白兰地。不看见那些能喝一瓶白兰地的人只喝四两“时酒”就叫头疼吗？

    ⑥我十四岁就学骑马。虽然栽了不少的筋头，但是那种飞行的乐趣，至今犹萦梦寐。这二十年来，总没有痛痛快快地骑它一次，不免有髀肉复生之感。我自信盛年虽逝，豪气未销。等到黄龙既捣，白堕①能赊的时节，定当甘冒燕市之尘，一试春郊之马！

一九四二年冬

（有删改）

注：①白堕，人名，《洛阳伽蓝记·法云寺》中记：“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后用作美酒的别称。

中西医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西两种医学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到了近代。

    尽管西医的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先进之处，但是当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正以崭新的手段横扫中世纪西方医学的陈迹，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在揭开疾病微观奥秘的欣喜之中，在事物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却又孕育着一粒不祥的种子。人们的思路由微观到超微观，由细胞到细胞核、线粒体、核糖核酸，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脱离整体调节作用的客观事实。这一倾向一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医学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致命伤。于是在西方医学的营垒里，便相继出现了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塞里氏的应激能学说，1937年哈里斯发现了丘脑垂体——内分泌的全身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和观点旨在使西方医学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观再兼顾到宏观。这种观点通过近30年来免疫学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再看中医的近代发展史，虽然不像西医那样显明，但隐约中也可看到有识之士试图把认识由宏观移向微观的尝试。吴有可的“戾气说”，王清任的“解剖学”，唐宗海、张锡纯的“中西汇通”，都是这一尝试的具体表现。

    综观中西医近百年动态，双方已各自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一切事物，但凡发展，都是以逐步纠偏、逐步完善为前提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西医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部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中，为了自身完善的需要，向一切可以提供营养的对象全力索取，从而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

    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中医热，虽然临床治疗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西方已开始向中医借鉴，必欲取其精华而用之。可以断言，蕴藏在中医宝库中的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等当是西医首先掘取的内容，然后加以实验研究，在短期内为其所用，力图出现西医学术的再腾飞。时至今日，将中医学术体系由宏观推向微观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当前发展中医的惟一途径。

    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中医至今沿用推理思辨的古法缓缓行进。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没有给中医发展提供向微观进展的机会，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是时至今天，中国当代工业已跻身于世界行列，中医向微观推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当代中医工作者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胆地把思维推向微观，把西医的实验手段接过来，为我所用，发展自身，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期达到保住中医特色，并且开创现代中医的新局面的目的。在当前条件下，发展中医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医索取，因为西医之长正是中医之短。中西医结合是向西医索取（当然也包括中西医互相索取）的主要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的内涵中，作为中医工作者应该始终把握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中医的目的。

和谐理念与建筑“三性”

何镜堂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等价值观，其中一个核心理念是和谐。和谐理念认为，世间万物在保持其独特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是中华文明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也是如此，其和谐理念主要体现在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上，体现在城市、建筑、园林等各个方面。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和谐理念，是我们从事现代建筑设计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现代建筑设计师应将和谐理念与现代生活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设计出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现代建筑。这需要高度重视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

    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筑，只有具体的、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建筑。建筑总是扎根于特定地域的具体环境中，受当地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受所在地域的地理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和已有建筑地段环境的制约。地域性体现了建筑与其建造地点相关地理、人文、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和谐，它一方面要求建筑适应所在地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求建筑体现特定地域建筑文化的延续性。只有从建筑所在地域提取特色建筑元素、挖掘有益的建筑“基因”，并使之与现代科技、文化相结合，才能充分体现建筑的地域特色。

    建筑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产品；既是技术的产物，又是艺术作品。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在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功能需求的同时，还应体现人类的科学思维、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建筑，其精神内涵常常超越建筑本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常常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文化标志，并能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建筑必须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相协调。提高现代建筑的文化品位，要求我们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着眼现代先进文化，还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

    建筑总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得到广泛应用，新思想、新理念正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方式，这些都为建筑设计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同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设计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建筑成为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建筑设计要适应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用建筑语言来表现当今时代的设计观念、思维方式和科技成果；努力寻求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设计更多展现时代风貌的现代建筑。

    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地域性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性体现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体现建筑的发展趋势。新形势下，中国建筑设计要不断发展、走向世界，需要培养一大批有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的建筑设计人才。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国外先进建筑理念与技术，吸收人类建筑文化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深化对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中和谐理念的理解，使我们所设计的建筑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扎根本土又放眼全球、继承传统又锐意创新，充分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我们就能设计建造更多建筑精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24日第7版）

    ①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坚持“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与诗歌和小说比较，散文这一文体颇似平淡之水，没有酸、甜、苦、辣、咸五味，却几近于道，而真正的“道”包含在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和无味之味中。同理，我们在散文理论的建构中，也应避开各种干扰，去体悟其中的“道”。

    ②散文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学遗产。如果说，小说是民族历史的再现，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散文则是民族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五四”白话散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散文创作成绩辉煌，不容忽视。古人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意味着散文这种文体蕴藏着民族情感的密码。

    ③散文还是文化传承、传播的纽带。当今的港台散文、东南亚和欧美华语散文蓬勃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传统散文的滋养。如果回溯文学和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散文是“文体之母”，中国文化的原典许多是由散文呈现的，“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基本载体”。

    ④诗歌、小说分别是意象和故事的审美，而散文主要是感觉的审美。诗歌的沉思给予人们更为梦想的生活感觉，小说的虚构给予人们更为想象的生活感觉，而散文的亲和给予人们更为实际的生活感觉。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简单易懂，而散文将生活的简单转化为文学的简洁，更直接流畅地进入生活世界，以更贴近身边的方式表达生活感觉。

    ⑤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热闹异常，却不乏平庸狭隘之作，这是因为散文作者缺乏高雅精致、大气开阔的诗性情趣追求。中国古代散文辉煌，是因为其中常有恢宏之气与壮阔情怀，有为国家、历史、思想、天地而写的情趣，所以有像先秦散文那样汪洋恣肆的气魄，而现在的散文常偏于个人生活一隅，为个人玩味和自我情致而写。

    ⑥但这并不意味着写“高大上”题材就是好散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人们对文学审美的实际需求，已不再是单一性的“载道”或“言志”，更趋于精神生活的趣味提升。现在的读者之所以喜欢散文，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负载，更没有什么“救亡图存”的宏大志向，它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恬静而安详的审美世界，去感悟历史、咀嚼人生，以及品味生活，更能够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基本宗旨：娱乐与享受。

    ⑦但散文创作不可止步于简单的“娱乐与享受”。要写好散文，作者需要具备卓异的审美素养、从容有致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有襟怀、有情怀、有高品质和高品位的情思理趣。

    ⑧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熟、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散文读者，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则须放弃分析和阐释，更多地去阅读、感受、体悟。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

（选自王国平、吴春燕《散文如水  何以悟“道”》，有删改）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 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袁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 “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 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