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一种特殊政治制度。监察的对象是整个官僚体系，即政府内部官僚或行政主体。完整的监察权包括“纠察”和“言谏”两部分，既要厉行对群臣的监察，维护中央的权威，又要重视谏言机制，以广耳目。监察官位卑而权重，以下察上，以卑督尊，是中国古代监察法的通行做法。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监察官的选任，注重品德和能力，尤重实践经历。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垂直管理，并保持监察官的独立性。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二：历朝历代，虽然监察立法越来越多，监察程序也日益严密，但是权力失控却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统治集团昏庸无道的情况下，监察制度往往成为具文，丧失了监察作为官僚政治自我调节的作用，最终往往导致政权灭亡。一方面是越来越重的治权之权，一方面却是周而复始的权力失控，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悖论。而这一悖论却深深根植于监察制度赖以生存的权力结构。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三：官俸，历代更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归。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现代的官俸，较之清代，已稍觉其厚。然究尚失之于薄。而下级的公务员尤甚。

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