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法权之上，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臣民不得违背和更改。中国古代曾经创制了许多对皇权限制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唐朝初年，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把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纳入法权的约束之下，在司法行政官员中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初步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明确规定司法行政官员在任职前须通过吏部主持的法律考试，使其在任职后能迅速胜任司法审判的事务。唐朝政府在诉讼程序上作了许多制度的设计，如实行三审立案审核制。唐代国家监察官员和上级司法长官还通过录囚的方式监督、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审判。

——摘编自郑显文《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材料二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随着唐朝的发展，由少数民族将士组成的“蕃兵”“蕃将”，成为唐朝开边拓土的重要力量，高丽人高仙芝出身于将门之家，唐玄宗开元后期出任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天宝六年（747），高仙芝率一万骑兵，历经艰难险阻，长途奔袭阻断西域商路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境内），俘其国王，经此一役，“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服”。

天宝八年（749），高仙芝以石国（依附于唐朝的西域小国）不守番薯之礼为由，率军征讨，大肆杀掠，掠得大量金银珠宝，皆入其家。石国王子召引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进攻唐安西四镇，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战于暹罗西域（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唐军大败，自此，唐朝在西北疆域的扩展受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