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制，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还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镇“奉行”而已

——朱熹《朱子语类》

材料二：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逐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逐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败

——朱熹《朱子语类》

材料三：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称“腹里”，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也称都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又兼辖腹里。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制，凡有重大军事，则遣中书省官员前往督之，其班底仿中书省建制，故称“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材料四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诏。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詹曝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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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我国幅员辽阔，边疆地区地域十分广袤。边疆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集地，由于地理、人文原因，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与内地有着一定的差距，容易引发多种多样的边疆问题。因此历朝统治者在规划行政区划的过程中一般都重视边疆政策的制定，积极经略边疆。譬如秦朝设立辽东郡，以便中央管辖；西汉设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保护商旅往来，使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唐玄宗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黑水都督府，任命其首领做都督。黑水靺鞨地区正式划入唐朝版图。元朝设立云南、四川行省进行管辖，并实行少数民族贵族头领担任地方官的土司制度；明朝在西藏设立卫所，任用藏族人担当各级官吏，赐给印信；清朝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在台湾建省，并直属中央政府管辖。

    ——摘编自朱亮《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变迁》

材料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旧中国“百年魔怪舞翩迁，人民五亿不团圆”。西方的平等民主等先进思想伴随着洋枪洋炮一起来到中国，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民族平等的诉求。孙中山把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表述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国民党的性质和大民族主义的民族同化思想，决定了它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诉求是彻底的，始终坚持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初心即民族平等的原则，中共在全国执政后，通过政协会议确定，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1954年之后，民族区域自治更是载入历次修改的宪法中。党把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概括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15年开始了全国的脱贫攻坚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

  ——摘编自胡岩《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初心》

材料一 秦代以后的两千年，中央集权程度一步一步走向强化，行政区划本来是地方政府的施政区域，到了宋代以后，已转变为中央官员的施政分区，中央集权制此时也达到巅峰状态，因此元代以后，分裂局面已不再出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康乾盛世”时期，版图在前代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巩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管理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划前朝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十八个行省；在东北、外蒙、新疆设置五个将军辖区；在科布多设立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区和西藏办事大臣及达赖喇嘛辖区、西宁办事大臣辖区……。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