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710年，唐睿宗李旦登基，改年号为“景云”。其时，吐蕃、突厥、契丹等与唐关系紧张，以前采取的临时任命将领率兵出征的办法，已难以应对边境危机。景云二年，唐朝派出河西节度使，募集军队，驻守河西走廊，“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同年，改变以前朝廷临时遣使分“道”巡察地方的办法，设置十三道按察使，驻地相对固定，大多由所在地行政长官兼任，代表朝廷纠举、处理所在道的州、县官员违法乱纪行为，“风俗一变”。712年，唐玄宗正式即位，随后十余年间，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地区广泛推行，十三道增为十五道。这些制度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保证，也给唐玄宗晚年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联结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分，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贞观十四年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安西都护府时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下辖多个都督府及州。贞观二十二年将府治迁至龟兹（今库车县），其时辖焉耆、龟兹、疏勒等16个都督府，下辖88个州，110县。

——摘编自《册府元龟》

材料二：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旧唐书·吐蕃传》

材料一 西汉初年以妥协为主的隐忍战略，为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也存在边境饱受侵扰等弊端。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提振国威，汉武帝改变了柔弱的边防政策，大规模开疆拓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汉朝的边疆地区得以稳固和发展。

——摘编自王玉冲《汉武帝治边方略》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秦汉边地设置郡县得失的基础上，首创了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制度。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在其原地设置羁縻府州任命该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世袭其职，让其继续统辖本族人民，但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取消了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可汗”称号，羁縻府州赋税不上交中央财政，户口一般也不上报户部。该制度在突厥实施成功后，又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唐政府在上述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代表中央行使对羁縻府州的管理权。都护由汉人担任，中央任命，不能世袭。唐王朝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各边疆民族她区，边疆的行政包括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共约八百多个。

——摘编自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三 清王朝在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在中央专门建立了一个相对它整的机构体系。清王朝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等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民族管理制度，制定了较为符合民族实际的统治政策与措施，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统治者并未局限于对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的沿用，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清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涵盖面覆盖到思想管理、经济管理等，全面渗透到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