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失眠

张晓风

    ①他落榜了！一千二百年前。榜纸那么大那么长，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啊！竟单单容不下他的名字“张继”那两个字。考中的人，姓名一笔一划写在榜单上，天下皆知。奇怪的是，在他的感觉里，考不上，才更是天下皆知，这件事，令他羞惭沮丧。离开京城吧！议好了价，他踏上小舟。本来预期的情节不是这样的，本来也许有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风流，有衣锦还乡、袍笏加身的荣耀。然而，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股，琼林宴上，却并没有他的一角席次。

    ②船行似风，江枫如火。这天黄昏，船，来到了苏州。但，这美丽的古城，对张继而言，也无非是另一个触动愁情的地方。

    ③如果说白天有什么该做的事，对一个读书人而言，就是读书吧！夜晚呢？夜晚该睡觉以便养足精神第二天再读。然而，今夜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今夜，在异乡，在江畔，在秋冷雁高的季节，容许一个落魄的士子放肆他的忧伤。江水，可以无限度地收纳古往今来一切不顺遂之人的泪水。这样的夜晚，残酷地坐着，亲自听自己的心正被什么东西啮食而一分一分消失的声音。并且眼睁睁地看自己的生命如劲风中的残灯，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抗拒，油快尽了，微火每一刹那都可能熄灭。然而，可恨的是，终其一生，它都不曾华美灿烂过啊！

④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惟有他，张继，睡不着。夜愈深，愈清醒，清醒如败叶落余的枯树，似梁燕飞去的空巢。起先，是睡眠排拒的他。而后，是他在赌气，好，无眠就无眠，长夜独醒，就干脆彻底来为自己验伤，有何不可？

    ⑤月亮西斜了，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有乌啼，粗嗄嘶哑，是乌鸦。那月亮被它一声声叫得更黯淡了。江岸上，想已霜结千草。夜空里，星子亦如清霜，一粒粒零落凄绝。

    ⑥在须角在眉梢，他感觉，似乎也森然生凉，那阴阴不怀好意的凉气啊，正等待凝成早秋的霜花，来贴缀他惨淡少年的容颜。

    ⑦江上渔火二三，他们在干什么？在捕鱼吧？或者，虾？他们也会有撒空网的时候吗？世路艰辛啊！即使潇洒的捕鱼的，也不免投身在风波里吧？然而，能辛苦工作，也是一种幸福吧！今夜，月自光其光，霜自冷其冷，安心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去工作。只有我张继，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一个，是既没有权利去工作，也没福气去睡眠的一个。

    ⑧钟声响了，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钟声。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庙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在别人，那声音只是睡梦中模糊的衬底音乐。在他，却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心坎上，正中要害。钟声那么美丽，但钟声自己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呢？既然失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枫桥夜泊”四字。然后，就把其余二十八字照抄下来。我说“照抄”，是因为那二十八个字在他心底已像白墙上的黑字一样分明凸显：

    ⑨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⑩感谢上苍，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

    ⑪一千二百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去的那纸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第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

（文章有删减）

身后的眼睛

曾平

    那是一头野猪。皎洁的月光洒在波澜起伏的包谷地上，也洒在对熟透的包谷棒子垂涎欲滴的野猪身上。

    孩子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野猪的眼睛也睁得圆圆的。孩子和野猪对视着。孩子的身后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那是前几天他的父亲忙碌了一个下午的结果。窝棚的四周，是茂密的包谷林，山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

    孩子把手中的木棒攥得水淋淋的，这是他目前唯一的武器和依靠。孩子的牙死死地咬紧，他怕自己一泄气，野猪趁势占了他的便宜。他是向父亲保证了的，他说他会比父亲看护得更好。父亲回家吃晚饭去了。孩子是吃了晚饭之后主动向妈妈提出来换父亲的。

    野猪的肚子已经多次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野猪眼露凶光，龇开满嘴獠牙，向前一连迈出了三大步。

    孩子已经能嗅到扑面而来的野猪的臊气。

    孩子完全可以放开喉咙喊他的父亲母亲——家就在不远的山坡下，但孩子没有。孩子握着木棒，勇敢地向野猪冲去。尽管只有一小步，但已经让野猪吃惊不已。野猪没有料到孩子居然敢向它反击，嗷嗷嗷地叫个不停。野猪的头猛地一缩，它准备拼着全身的力气和重量冲向孩子。

    在窝棚的一个角落，一个汉子举起了猎枪。正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一双手拦住了汉子。

    汉子是孩子的父亲。拦住孩子父亲的是孩子的母亲。

    孩子的母亲一边拦住孩子的父亲，一边悄悄地对孩子的父亲说，我们只需要一双眼睛！汉子只好收回那只蓄势待发的手。

    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眼睛全盯在孩子和野猪身上。月光洒在孩子父亲母亲紧张的脸上，他们的担心暴露无遗。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已经躲在窝棚的角落有些时候了。孩子没有退缩，也没有呼喊。他死死地咬紧牙，举起木棒严阵以待。

    野猪和孩子对视着。野猪恨不得吞了孩子。

    孩子恨不得将手中的木棒插进野猪龇满獠牙的嘴。

    野猪喘着呼噜呼噜的粗气。

    听得见孩子的心咚咚地跳动。月光照在孩子的脸上，青幽幽的。一粒粒的细汗，从孩子的额头缓缓地沁出。

    野猪的身子立了起来。

    孩子的木棒举过了头顶。他们都在积蓄力量。

    突然，野猪扭转头，一溜烟儿地，跑了。

    孩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屁股瘫在了地上。

    孩子的父亲母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了过来。父亲激动地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父亲的脸上全是得意。

    孩子看见父亲母亲从窝棚里走出来，突然扑向母亲的怀抱，号啕大哭。孩子不依不饶，小拳头擂在母亲的胸上，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一点儿也没有了先前的勇敢和顽强。

    孩子的母亲抱起孩子，重复着孩子父亲的话，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母亲的脸上全是赞扬。

    孩子依然不依不饶，哭着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母亲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帮了你啊！我和你父亲用眼睛在帮你！

    孩子似懂非懂？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父亲母亲的眼睛，父亲母亲的眼睛和平时一模一样，怎么帮自己的啊？

    那孩子就是我。那年我七岁。

需要秋天的人

尹向东

    长命的家门前有棵苹果树，结的苹果味道酸，没人喜欢吃，没人采摘。长命抬起头来，看树上又结出不少苹果，这些被人遗忘的苹果半青半红地坠在枝上，被虫叮，被鸟啄，似长了雀斑一样布满斑点，要多丑有多丑。它们的模样和此刻的长命很像，想到这个，长命的心就灰暗了。

    长命的家在农村。他把自己这样的人叫城市的农民。这些年，他们都去城里打工。收入与在城里工作的亲戚相比高出不少，也比单位里的人更自由。不过长命仍然不喜欢农村人的身份，像这名字，村里边许多人叫得富、来富、富贵。

    这些奇怪的想法是长命在工地上闪了腰后才出现的，腰给伤了，长命只能在家干些轻松的事。而养猪种菜却不为支撑家里的生活，干这些杂事儿，只为家人吃上安全食物，但长命总觉得自己没被派上用场，像城市的农民这个群体，生存和土地失去关系，丢掉主业后与千百年来农民的定义相隔甚远。但城里人不管这些，一样坚定地认为他们就是农民，长命常常为此觉得尴尬，虽然生活好了起来，他们却被城市和土地同时忽视。

    养了猪，每日里就得去城里大小餐馆收泔水，这是长命最讨厌的活，得穿上油腻肮脏的衣服，骑上三轮摩托，拖两只大油桶改装的泔水桶穿越城市，这形象活脱就是在头顶顶上“我是农民”四个大字，让他特别难受。

    正值放学的时候，孩子们自校门蜂拥而出，散到街上，散到陡峭的坡边。长命的儿子也在这所小学读书。这时候有可能会碰上儿子，这不是好事，十二岁的儿子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中碰见拉泔水的他。他将头低下来，只看前面的路，快到街口，听见儿子叫他的声音，他有点惊喜，忙刹住车，看见儿子跑上前来，儿子不看他，也不看油腻的摩托车，只望着身边的人流，细声细气地说：“老师让买升学考试的模拟试题，记住了，数学和语文都要，就在新华书店里。”

    长命把三轮摩托车停在一家面馆外。面馆里已经有两三桌客人，长命进面馆的时候他们都回过头来看他。长命熟悉他们的眼神，也就是嫌弃而已，没啥大不了。他直接去了厨房，长命提着桶出来，他看见临门的一个女人独坐一张桌，他走过时女人尽力挤向墙边，女人的眼神中不仅仅是嫌恶，明明白白地表达着讨厌。

    长命骑着摩托车离开时心情糟透了，他不想再去拉泔水，长命忘不了女人隔着玻璃窗瞪他的那一眼，岂止是一个恶毒所能囊括的。

    长命后来把车停好，准备给儿子买模拟题。他看见一个微胖的女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女人蹲在书架边，翻着一本画册给小女孩讲，她的神态安详而恬静。长命觉得她周身都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让人温暖的气息。长命有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他想听听女人在给孩子讲些什么，他把车推到边上，进了书店。

    长命踱到儿童书柜的另一侧，他听见小女孩指着画册问：“这是秋天？”

    她母亲说：“是啊，秋天，多漂亮的秋天。”

    小女孩说：“秋天有什么用，秋天一来，气候就一天天冷，我们不需要秋天。”

    她母亲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小声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秋天，别人还需要。”

    小女孩说：“谁会需要秋天？”

    她母亲说：“你看，你对面的人，他就需要秋天。”

    他看出小女孩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一个需要秋天的人的崇敬。他的心莫名地跳动起来，鼻子深处微微发酸、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买了模拟题，跨出书店时，严谨而和蔼地对那对母女笑了笑。他跨上摩托车，像背负一道使命，向远处驰去。一路上他想他是需要秋天的人，全世界的人都不需要秋天了，而他们需要。这是个沉甸甸的嘱托，这样的使命让他全身都暖洋洋的。他努力在脑子里搜索，要干点秋天的事，收获点什么东西，几亩地支撑不了他这个愿望，他继续想，总算从记忆的角落里将门前那棵被遗忘的苹果树想起来。

（有删改）

话友

聂鑫森

    1972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白霜染地，西风砭骨。

    五十岁出头的时子春，从望天湖五七干校偷跑出来，他要赶往百里外的湘潭市一家中医院，去探看弥留之际的话友季尊秋。

    何为话友？只因他们都是湘潭市“胜利话剧团”的演员，共事多年，关系极为亲密；工作之余，又喜欢互相召邀，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演的是话剧，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话友”是什么？

    时子春先是紧走疾行，然后碰见一辆老乡开的拖拉机，搭了几里路的顺风车，再赶到一个乡镇的长途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一辆浑身吱啦啦响的客运汽车，慢吞吞开往湘潭城，他没头没脑地在心里直骂。

    昨天上午，时子春忽然收到季夫人寄来的一封信，说尊秋已是胃癌晚期，唯一的愿望，是和多年的老搭档时子春见个面。季夫人还说，恐怕时子春请假难，即便来了，病房外有看守人员也难得进去。她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怕伤丈夫的心。时子春含着泪，去向军代表请假，理由是家里病了人，没想到军代表大手一挥，说：“不行！”

    时子春扭头就走，心想：你说不行我说行，老子自个儿去！

    季尊秋怎么没到干校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扮演过许多帝王将相，却不肯出演一个工、农、兵的角色，口头禅是：我只演让我怦然心动的戏。“文革”拉开序幕后，骨格清奇的季尊秋，对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一概缓缓出语予以驳回。愤怒的“革命群众”不但狂呼“打倒季尊秋”的口号，还常施以拳脚把他打倒在地……当时敢和季尊秋同排而站的只有时子春。

    台上没戏可演，他们便常悄悄相聚，说说心里想说的话。

    “子春兄，我们搭档演过多少戏呀。《戊戌变法》，你演谭嗣同，我演康有为；《甲午惊涛》，你演邓世昌，我演李鸿章。”

    “尊秋兄，《甲午惊涛》还参加过全国话剧汇演，得了一等奖。”

    “我不演工、农、兵的角色，是我自知性格、气质、形体不适合演，演显官大员、儒生学人则本色当行，这怎么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记得吗？我曾自制一把大折扇，用隶书写四个大字‘丰华真率’，然后送给了你，你的演技与之最为匹配。”

    “为答谢兄，我画了一幅大写意的邓世昌肖像作为回赠。你称赞说：‘传神取貌，活活如生。’让我得意了好多天。”

    “是呀，尊秋兄，还记得那场戏吗？邓世昌要去谒见李鸿章，门官拦阻，于是，我大声叫嚷。你在内厅响亮地喝道：‘谁在二堂喧哗？’这句话声调、节奏恰到好处，激起一片掌声。”

    “以后这句话居然变成了团里的常用语，遇到有人吵嘴了，开会发生争论了，不知谁会学着用我的腔调，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于是，马上一片宁静。眼下我真想对这个世界大喝一声：‘谁在二堂喧哗！’”

    “尊秋兄，你有胃病，要多多保重，天天下雨、打雷，就没个开天放晴的时候？”

    “是的……是的……”

    汽车到达湘潭市中医院已是上午十一时。时子春跑步去住院部大楼的肿瘤病室，他向值班护士打听季尊秋住在哪儿？护士说：“408室。不过，他因胃部剧痛，正在昏迷中。再说，这个人问题严重，有专人在门外站岗！”

    时子春没听完，就大步来到408室门前，伸手就要去推门。

    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上前拦住时子春，大声吼道：“外人不准探看，走开！”

    时子春双眼圆睁，头一昂，说：“我要探看我的话友，谁拦阻，我跟谁急！”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季尊秋是什么人？有问题的人。你来探看就是他的同党！”

    “我只知道他是受群众欢迎的演员，是个好人。”时子春蓦地捋起袖子，露出手臂上铁硬的腱子肉。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出响亮的喝问：“谁在二堂喧哗？”

    是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季尊秋的声音。

    时子春狠狠地把两个年轻人扒开，然后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应声而入。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啪、啪”的声音响得很利落，再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头说道：“回大人，在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平身！”

    时子春站起来，走到病床前，紧紧地握住季尊秋伸出的双手。

谁也说不出话，只有泪眼相看……

（有删改）

包身工（节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