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之后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开始止跌趋稳。根据教育部数据，201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2万人，较2014年增加3万人。

    全国高考人数的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学龄学生人口的下降。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中国的出生人口在1990年达到峰值，超过2500万人，此后，全国新生婴儿数量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从2001年至2014年，新生儿教量进入个平稳期，长期徘徊在每年1600万左右。根据适龄人口统计以及在校生存量分析，未来一个阶段，高考报名人数基本探底。截至目前（5月28日），包活北京、江苏、湖北、浙江等22个省（自治区）公布了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13个省份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北京、辽宁、江苏等省份更是创下近年来的新低，河南、江西、新疆等省（自治区）高考报名人数则有不同程度上涨。然而，无论是高考报名人数下降还是上涨，各地高校招生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的现象普遍存在。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52.37万人，同比增加6.39万人，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开放报告数据，2014-2015年赴美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24552人，较前一年增长12.7%，且首次超过同期赴美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据媒体报道，已有包括悉尼大学在内的数十所国外大学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考生凭高考成绩即可报考。随着国外高校强有力的竞争，中国高校内外交困，提高自身质量与竞争力已经刻不容缓。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高招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几年，国际学校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热捧。从《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中得知，中国目前己有597所国际学校。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逐年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国际班录取线已超过校本部。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基础教育调查报告》）

材料三：

    3月31日，清华大学召开大类培养领导小阻会并对外宣布，并对外宣布，从2017年起将全面推行大类招生，纳入本科招生的所有专业将整合为16大类，包括数理类、化生类、能源类、计算机类等，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也将会按照专业大类来填报。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多所知名高校都在尝试推行大类招生。部分985、211高校将不得不面临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低于地方普通高校的情况，而高校中社会认可度不高的专业甚至会遭受无人报考的境遇。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7年高招调查报告》）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短视频，这个甚至在5年前还有些小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网络传播主流。“短视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主要是因为此类视频的时长较短，一般是介于15秒到5分钟，这中间有15秒、30秒、1分钟、3分钟、5分钟等几个经典的时长，这几个时长也常常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对用户所上传视频的时长限制。短视频的传播渠道，主要有通过短视频类、社交类、媒体类APP客户端观看，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分享和微信公众号发布观看，通过微博发布观看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长视频的影视作品，这种轻型体量的本身，就彰显了短视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易于传播、适于传播的目标，最大可能的使受众在碎片化时间里看完视频内容。同时，如抖音短视频APP，会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用户观看的“千人千面”，也即根据每一位用户的观看喜好，为他们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这更增强了用户的短视频观看黏度，提升了短视频传播效果，使我们观看短视频产生较强依赖。

摘编自刘俊《“新媒体化生存”的需求》，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走势预测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走势预测

（资料来源于《2019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用户规模及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当前，短视频消费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以互动、竖屏、10-30秒长度为特征的小视频发展势头猛烈，算法和社交关系在短视频分发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短视频正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受众年轻化、平台社交化为特点进行着高效传播。瞬间窥探他人生活、短时获得突发爆点，让众多短视频平台成为吸睛高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神器。然而，若无创新和内涵续航，这一切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不久前，短视频作品《啥是佩奇》突然刷屏，引起了众多分发和关注，短片由一段“寻找佩奇”的故事引发了关于亲情与陪伴的全民思考。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所有以流量为上的内容集体“翻车”，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瞬时快感终究不敌有内涵有深度的艺术欣赏。《啥是佩奇》用优质内容戳中了人们内心的软肋，它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这个浅表性阅读的时代，具有艺术美感、内容穿透力和人文内涵的走心作品是多少受众发自心底的呼唤。

    以短见长、以小博大是短视频可以期许的未来，然而流量不是恒久的能量，让短视频以一公分的宽度挖掘一公里的深度，除了赋于艺术魅力、人文内涵之外，还要激发短视频作品释放出更强大的社会价值。在流量竞争中短视频内容生产已悄然从头部向多元化延伸，新闻类、探索综艺类及剧情类都找到了各自的切入角度。在选题和内容创新上隐藏着短视频从浅表到深度的发展机会。传统短视频更多是浅表性阅读，带来的问题是看过之后缺乏思考，却可以将很复杂的内容浅显化表达出来，省时高效地传递给观众。

（摘编自《如何从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影片《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地球计划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而使自己加速飞出太阳系“流浪”的故事。当地球接近木星时，木星引力激增，地球与木星相撞，危机出现，最终人类为了希望而奋力化解危机。该片在叙述地球流浪的过程中，注意刻画同一家族中三代人即老韩、刘培强、刘启之间的认同关系，突出了中国式家族认同传统的当代魅力。可以说，《流浪地球》称得上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为世界科幻电影宝库奉献出中国电影人的无可替代的独创性建树。此外，与国际一流电影科技水准相对接的制作水平，极大地促成了《流浪地球》创造的科幻奇观。在电影院里，超强的视听感受让观众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科技水平的巨大提升，这反映出在近年来中国电影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工业化水准都跃上了新台阶，昭示着中国电影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王一川《中式科幻大片的开山之作》）

    材料二

    2015—2019年贺岁片票房变化及影片占比统计图

    （资料来源于猫眼电影）

    材料三

    中国科幻电影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认为，科幻片是和国家实力挂钩的，如果国家不够强大，普通观众没有自信去看本国人解救世界危机。此论引发了《流浪地球》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共鸣。在刘慈欣的印象中，即便是韩国和印度拍摄的科幻电影，影响力都相对有限。2016年，郭帆拜会为《星球大战》制作视觉特效的工业光魔，这家顶级视效公司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时，你们逃跑都得带着家人?在好莱坞电影里，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通常有两种解决途径：超级英雄解救全人类，或者建造“诺亚方舟”带人类逃出地球。郭帆这才意识到中国科幻电影的内核或许和中国的文化有关，即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是中国的价值观。

    （摘编自吴见如《第一次真正把中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电影<流浪地球>怎样从无到有》）

    材料四

    电影《流浪地球》火了，一同带火的还有它的原著。电影上映之后，原著在大众中的阅读量或曝光度几乎可以与此前20年的总和相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丰富库存期待着更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去重新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好作品也需要用新的手段方式予以发掘传播，惠及大众。信息技术、传播途径、接受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巨变，让文学与大众的互动方式也迥异从前。例如，经由影视改编走近文学原著，文学与影像“共同阅读”，就成为当下人们文学生活的重要特征。发现好作品的并不一定是文学史家，导演、剧作家、艺术家甚至一位网游设计者，都有可能带着新的眼光进入，以更贴合时代的多元手段进行表达传播。

（摘编自丛治辰《期待更多好作品“被发现”》）

材料一 眼下中国诗歌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生存困境，无疑是社会大众整体上对新诗所持的淡漠乃至排斥的态度。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以为这是社会大环境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创作主体的变化。诗歌要有发自于内心的真实声音，才能打动人，引起人们的共鸣。面对中国当代诗歌不景气的现实，诗歌的创作不能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诗歌创作需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读者。

长期以来，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越来越弱化，很多诗人的创作与社会变化、现实生活渐行渐远。重提和倡导诗歌回归现实，并不是要给诗歌设定规矩和限制。任何诗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责任和道义在肩，他的写作应该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认识现实就是认识自己。不仅要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洞悉它的变化，更需要用心去勘探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演进。现实不是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而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诚然，从文学概念上讲，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和发酵。但就诗歌而言，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诗人在个体精神承担的基础上，要研究怎样才能够与社会和时代进行沟通和融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这种沟通和融入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的现实书写。诗人不能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丧失了进入的能力。

(摘编自梁平《让诗歌回归现实》)

材料二 新世纪诗歌为什么需要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一个诗人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更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之源。语言作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质的书写符号，本身就是记录时代、书写现实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切近时代、观照自身的情感纽带，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更因其澄澈优美之特性，承担着发现、记录和引领的使命。古人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应该也是我们当代诗歌所应当努力的方向。其次，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优秀作品的应有之义和内在特征，更是一部作品的实践场域和素材源泉。诗歌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所体现的复杂深邃的生命体验和深刻永恒的现实关怀，在于体察时代、观照现实，发现和传播时代之精神、高尚之人格与生活之美好。为了保证自己身份和书写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紧扣当代现实，才能既保证其成立，又保证其有意义。

我们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写作姿态和文本立场，我认为写诗就是自我的修炼，诗人应当培养关心时代、关切人民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诗人抒写时代、体察时代，才可能在当代时空中拓展语言空间的充盈性，其作品也才会具有更加深切的现实影响力和生命纵深感。我们应该主动地深入现实、深入人民，真正用脚步去丈量大地，而不是一个人坐在书房勾勒想象。其次，关于新世纪诗歌对于时代关系和现实经验的处理，我认为诗人要对此保持某种“随意而警醒”的“凝视”。这段话的前半句来自张枣：“作为诗人，最理想的状态是，混迹在人群中，内心随意而警醒。”后半句来自朵渔：“一个诗人与他的时代不能过分契合，又不能过分脱节，而是要保持一种‘凝视’关系。”这都告诉我们在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时，既要深入时代和现代内部，去摸索和体察其内部的细微之处，同时又要能跳出其外，有距离地审视这个时代。只有进行这样包含着接纳与对抗、切近与疏离的审视，我们才既能保持审慎而清醒的认知，又能达到诗歌写作必要的美学与思想的高度，写出切入这个时代的诗篇。

(摘编自童作焉《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

材料三 新诗的精神重建不是口号，而是呼唤我们诗坛曾有的但已经缺失了的精神内涵。诗歌有了精神有了内涵，才有了新的面貌。在当下困顿的诗坛重提现实主义精神，其目的就是为新诗重建找一条道路，使得新诗重建变为现实。

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同于现实主义。后者是一种创作方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认为文学要忠实地反映现实，强调的是冷静、客观地模仿现实世界，要“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而前者更强调一种姿态——批判、介入、关怀现实和责任的承担。因此，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后者指的是一种创作方法，前者指向的是创作的精神和态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属于叙事文学，而现实主义精神属于一切文学和艺术。无论何种表现方式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既不媚雅又不媚俗。现实主义精神不一定必须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可以用暗示、反讽、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现实主义精神是超越一切创作方式的，它的具体写作方式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以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方式的作品，都必须以现实主义精神为精髓，诗歌也莫能例外。目前诗坛的困境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中国新诗要二次复兴，走出目前的低谷，必须进行精神重建，而笔者认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其精神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要做到社会的关怀性与诗歌独立性相结合。

(摘编自令狐兆鹏《中国新诗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

我们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放一起比较下他们音乐的不同特色。在音乐史或有关音乐评述的文章中这样的比较屡见不鲜，许多人爱把他们进行对比，这确实是―种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柴可夫斯基这样对比：“莫扎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掌握得深刻，他的气势没有那样宽广……他的音乐中没有主观性的悲剧成分，而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是表现得那么强劲的。”丰子恺这样说：“贝多芬……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实在是这英雄心的表现。在莫扎特，音乐是音的建筑，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音乐美。至于贝多芬，则音乐是他的伟大的灵魂的表征，故更有光辉。即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则是灵魂的艺术。”《音乐的故事》的作者保罗·贝克说：“人们有时把莫扎特和贝多芬称作音乐界的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前者注重结构的完美，后者则喜欢气势的恢宏。有时也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比作歌德和席勒，前者的作品纯朴自然，而后者的作品感情浓烈、内涵丰富。”

很少有人拿莫扎特和其他音乐家对比。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比，说明他们两人地位旗鼓相当，也说明拿二者对比的人的心目中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态度以及对艺术人生的态度。我更愿意从这一点来对比莫扎特和贝多芬，即他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及其在音乐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人生苦难这一点来作为比较基点，是因为这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是他们共有的磨难，也是他们共有的财富。

疾病、贫穷、孤独、嫉妒、倾轧……如黑蝙蝠的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他们。谁会比他们更悲惨呢?只不过，贝多芬比莫扎特多了耳聋的悲惨，莫扎特比贝多芬多了早逝的悲惨。而且，同样生活在维也纳，莫扎特要贫寒得多，贝多芬虽有过贫穷的童年，但到维也纳不久就得到宫廷顾问官勃朗宁夫人的资助。同样死在维也纳，莫扎特的葬礼比起贝多芬由维也纳政府出面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葬礼，显得凄凉万分，他没钱买墓地，他到底埋在哪里也无人说得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中是那样不同。傅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音乐史家都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评价说：“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一个“天使”，一个“天籁”，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两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是他对莫扎特的独特理解。这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喜悦……莫扎特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的回避和如禅家般的超脱，而是把它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撤进土地，不是让它再长出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

贝多芬和莫扎特不同，他对于苦难的反抗之心很强烈，这明晰地刻印在他的行为轨迹和乐思中。当得知自己患病将致耳聋的消息后，他痛苦地诉说：“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自私的世界上!”“两年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当然，贝多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苦难，他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以起伏跌宕的姿态勾勒了自己的行为曲线。

他的音乐里，听得到明确的主观意图，棱角鲜明的性格，抽象的哲学意义，史诗般宏大叙事的胸怀。他把苦难演绎得极其充分，不是渲染宣泄它，而是重视超拔它，以此反弹于乐思中乃至对传统音乐创作规范的突破上。因此，即使在苦难的深渊也有对欢乐的讴歌，如第九交响乐末乐章的《欢乐颂》，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力量，是大众的，是你我都有的。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生活经历上有那样多共同点，但在音乐表现上却是那样不同，其中一个原因，是莫扎特短暂的一生都沉浸在音乐中，音乐融化了他，他自己也化为了音乐；而贝多芬从小就喜爱哲学和文学，年轻时爱读莎士比亚、莱辛、歌德的作品，曾专门拜访过歌德，把自己根据歌德的诗谱写的康塔塔总谱献给了歌德，还到波恩大学听哲学课，他比莫扎特吸收了更多营养。

贝多芬说：“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在这一点上，贝多芬和莫扎特是一致的。他们的音乐在这一交叉点上汇合。所以，我们在贝多芬的某些音乐中听到莫扎特的影子，不会感到奇怪。

傅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么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双子星座。莫扎特在室内乐、交响乐、协奏曲和歌剧几个方面全方位出击，贝多芬以横空出世的交响乐震响世界，将器乐理想发挥到那个时代的极致，挥舞着时代大旗。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家中，没有谁比他们两人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了。他们两人的音乐也是抚慰和激励世界所有人的艺术，至今拥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摘编自肖复兴《音乐欣赏十五讲》)

材料一：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表情、动作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从时间方面而言，文字的目的是帮助人的记忆。在常常变动的环境中，记忆力不够时就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整天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姓名录、通信簿。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悉的地方中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文学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费孝通先生笔下那个“乡土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离开村庄的人群增多，家庭成员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远，形成了“半主体熟人社会”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村民的流动也削弱了传统聚落的凝聚力，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农民开始排斥传统束缚。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是“文学下乡”的问题。

身处伟大的新时代，要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乡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略之一。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解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释今昔、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新乡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自卑于微观叙事、沉沦于历史虚无，近乎失去了标准、体统、深邃和辽阔。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浸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着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有的作品中弥漫的“乡愁”，聚焦于乡土的破败和迷失，以及人性的弱点和暗处，带着戾气、怨气、娇气、十分矫情。而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奔小康道路上奋斗的身影，他们却选择视而不见。

当然，对于新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就像需要正视阳光下的阴影一样。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摘编自丁晓平《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