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在琴凳上的十年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妈妈做出“一定要让女儿学钢琴”这个决定的那年，我才4岁半，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面。妈妈和爸爸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百元。家里存款两三千，而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

    钢琴搬回家的场景我还记得。正是春夏之交，爸爸和他七八个年轻的朋友把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被严严实实包裹的大家伙抬上三楼。小小的家里围了很多人，包裹层层打开，黑色的钢琴在阳光下明晃晃的。

    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贝贝，这是你5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学，听见没？”

    “嗯！”我怯弱地答应了。

    后来我明自，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尤其自己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七点到九点固定练琴两小时，中途只能上厕所一次，喝水一次……

    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妈妈每晚会坐在我的旁边，从开始的音阶，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阶和节拍，全程监督，几乎全年无休。重大考试和比赛前，练琴时间会尽可能延长。

    “找个好老师，这太重要了！”身为高中老师的妈妈，从来就对此坚信不疑。可是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几乎没有，只能去银川。从小镇到银川单程近四个小时，道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连天的戈壁，沿途几十里路都不见人烟。晴天，尘土翻滚，雨天，泥泞不堪。

    银川的钢琴课一周一次，周日凌晨，瘦小的妈妈常常把我驮在背上追赶去市里的公交车。遇到沙尘暴的时候．妈妈侧身护着我，母女两紧紧相拥，像风中的两片树叶，飘摇在行进的路上。有时为了省钱，妈妈只买一个座位，客满的时候就一路抱着我。中午将近十二点到银川南门老汽车站，再坐3块钱的人力三轮车到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下午四点原路返回，晚上到家早已天黑。路上耗去近八个小时，只为一个小时的“专业课”。

    北方的冬天，滴水成冰，常常开始上课了，我的手仍像冻坏的胡萝卜。连钢琴老师都有些不忍，倒杯热水让这对寒风里来的母女俩先暖一暖。夏天好闷，母女俩昏昏沉沉地挤在公交车上，我满身都起了痱子。

    每当拉着妈妈的手走在银川宽阔的马路上，我总是什么都想要，但到头来什么都没买。妈妈的理由不容置疑：“学费一次50块，还有吃饭、来回车费，我们要杷成本控制在一次100块以内。”只有和钢琴相关的，妈妈才会额外通融。

    伴随琴声的欢笑声寥寥无几，似乎这件“高贵”的兴趣爱好无法让任何一个人从中获得“轻松”与“喜乐” 。因为学琴的成本太高，练琴就需要加倍努力。常常伴随着的，是抽泣声和严厉的训斥声。被撕过琴谱，被打红过手，还有几次被拉下琴凳……

    每次回想栓在琴凳上的十年，辛酸和痛苦溢满全部的记忆。后来经历了很多事请之后，我才明白哪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轻松获得的呢？

    十年，周而复始，一直到我考完业余十级。忽然有一天，钢琴老师在妈妈数次征询意见之后，明确地说：“这孩子不适合搞钢琴专业！ ”

    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比正常孩子多达数倍的努力，同样的曲子我依旧弹得非常吃力，这是我的“硬伤” 。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最终我偏离了她的规划——上音乐学院附中、考北京或者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系。我在妈妈的失望中“仓皇”地读了高中。我终于如释重负，好像获得了新生一般。

    后来，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琴吗？ ”“喜欢”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很多你认为无法化解的东西，岁月却将它轻易地化解了。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以前的生活和解了——“妈妈，学校钢琴比赛， 我进复赛啦。” “妈妈，我在教会当了司琴，有人在教堂结婚，我弹了婚礼进行曲！”……

    我无比感激童年所学习的每一首钢琴曲，这些乐曲和我在往后学习的文学、艺术、 历史等彼此影响和融通。感激童年无数枯燥乏味的练习，这些技巧成为了我的肢体与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我数次想对妈妈说：这么多年过去，我明白，自己最终的收获，远比曾经付出的多。 您虽然是一位“虎妈”，但我却要感谢您，是您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话刚到嘴边，我就哽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