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45—1920年美国对华贸易量占其贸易比重示意图

材料二：1933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赴美商讨双边经济关系，并准备向美国商借用于购买棉花和小麦两笔500万美元的信贷，以应国内经济和国防之急需。美国对此有自己的考虑，主动把贷款总额提高到5000万美元。5月29日，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中美棉麦借款合同》，合同规定：“由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贷给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其中4000万用于购买美国棉花，1000万用于购买美国小麦。”但美国国务院对此合同持否定态度，反对借款给中国，理由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而且这样一笔贷款会激怒日本。最后罗斯福否定了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以上摘编自王建郎、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