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购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来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

材料二：（董）仲舒复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异）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那些）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避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一致）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争夺。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等级）说也。

——赵清、郑城《吴虞文集·陈独秀复吴虞信》

材料四：明显地，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东西来唤醒国家及人民。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

——徐中约《中国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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