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

材料一：1845—1920年美国对华贸易量占其贸易比重示意图

材料二：1933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赴美商讨双边经济关系，并准备向美国商借用于购买棉花和小麦两笔500万美元的信贷，以应国内经济和国防之急需。美国对此有自己的考虑，主动把贷款总额提高到5000万美元。5月29日，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中美棉麦借款合同》，合同规定：“由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贷给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其中4000万用于购买美国棉花，1000万用于购买美国小麦。”但美国国务院对此合同持否定态度，反对借款给中国，理由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而且这样一笔贷款会激怒日本。最后罗斯福否定了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以上摘编自王建郎、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材料一

洋务运动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端，洋务派的科技观由此形成。针对列强的“船坚炮利”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等人提出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的构想。“他们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直接由内战引起的。”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对近代科技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洋务派设译馆，培养翻译人才；开办新式学校，培养专门技术人才。洋务派的科技观经历一个由浅到深渐变的过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30余年，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近代化的问题，最终失败。这根源于“中体西用”本身存在着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

——摘编自高庆节《试论洋务派的科技观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甲午战后，维新派把科技进步看成是国家强盛最有力的杠杆。他们看到了科举制度是科技人才培养的巨大障碍，围绕着科技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科学。在维新派的号召下，一时间学会林立，如雨后春笋，“除去与维新运动有关的学会，自然科学方面着实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有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化学会等”。学会大都以“兼采中西各法与天地自然之利”，“互相讲习”。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主持译书局的工作，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并创办报刊，积极宣传“西人光化电声算之述作”。总之，维新派对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做了极大贡献。

——摘编自胡晓登、周松柏《戊戌维新与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