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黄宗羲（1610—1695）《原臣》

材料二：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孟德斯鸠（1689—1755）《论法的精神》

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

材料一：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泊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又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忘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许多人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明清时期的这一“剧变”（    ）

    材料一  唐宋时期，帝王与士大夫非常重视子女训诫，唐朝诗歌家训别具一格，宋朝家训除诗歌、铭、短文外，还出现了大量专著。唐宋家训首重忠君报国，次则重修身守礼。士大夫家训无不要求子弟苦读以求取功名，读书做官论充斥其中。唐朝前期，贵族妇女娇奢问题突出，《女孝经》《女论语》应运而生，宋朝文人家庭重视女子的文化知识教育，对女子德行的规范已经带上封建纲常的烙印。

——摘编自陈志勇《唐宋家训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甚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明太祖颁布“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教民六谕》，成为明朝家训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对明太祖的“六谕”稍作修改，要求乡约每月宣讲。明清家训重视贞烈观，以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孺皆知，女子家训、家法惩戒、婚丧嫁娶规范等内容愈见增多。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家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