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一辆小汽车向爱因斯坦的家开去。开车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位朋友，他要去探望爱因斯坦。

       忽然，他看见爱因斯坦独自在一座桥上走来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还不时地在纸上写着什么。那位朋友走上前去问：“您在这干什么呢？”“有个学生约我在这里见面，他还没来。”爱因斯坦笑着回答，并没有责怪那个学生的意思。朋友听了爱因斯坦的话，对迟到的学生很不满。他说：“这不是浪费了您的宝贵时间吗？”“不，没有。”爱因斯坦扬了扬手中被雨淋湿的纸片说，“没有浪费时间。你看，我在等他的时候，已经解了一道难题。”

       爱因斯坦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是多么善于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啊！

心理学家的防盗门

    杨教授是个心理学家，他刚刚搬进一个大院居住，邻居们就告诉他，这个院子很不安全，经常有小偷来偷东西，所以家家户户都装有防盗门。他们叫杨教授也快点装防盗门。杨教授说：“好，我也装防盗门。”他亲自把木门拆下来，再装上去。

    邻居们看见杨教授鼓捣一番后，门还是原来的门，锁还是原来的锁，就不解地问：“杨教授，你为什么不装防盗门？”

    杨教授说：“我的防盗门已经装好了。”

    邻居们莫名其妙：“你的门明明还是原来那扇木门呀？”

    杨教授说：“是原来的木门，但我已经把它改成防盗门了。”

    没有人相信那扇木门一拆一装就能变成防盗门。大家都说，杨教授可能被知识弄糊涂了。一个人学问钻得太深，往往会连常识都不懂的，例如一些科学家撞电线杆、喝墨水，就是这个道理。邻居们互相叮嘱，以后要多多关照杨教授。

    不久到了元旦，那天搞活动，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去参加了。搞完活动回来，人们发现家家户户的防盗门都被撬开了，值钱的东西几乎被小偷洗劫一空。

    邻居关心地问杨教授：“你有没有贵重的东西被偷？”

    杨教授说：“我的门小偷打不开。”

    那么多铁门都被小偷打开了，杨教授一扇普普通通的木门小偷会打不开？众人不相信，纷纷来看杨教授的门。

    千真万确，那扇普通的木门依然关得严严实实，小偷把锁撬坏了，锁周围的木板也撬得麻麻花花，可见费了很大功夫，可就是打不开门。

    人们好奇地问：“杨教授，就算是最好的防盗门，撬成这样也早就开了，你这扇木门为什么撬不开呢？”

    杨教授说：“其实，我的门根本就没有锁”他走过去，在不装锁的那边轻轻一扭一推，门就开了。

    众人惊呼：“呀，你的门怎么在这边开的？”

    杨教授说：“对，小偷如果按常规撬门，除非把门连门框一起拆下来，否则是不可能把门打开的。”

    大家恍然大悟说：“原来杨教授跟小偷斗智。”

    杨教授笑一笑说：“我是把防盗门装在小偷的心里。”

失根的兰花

    ①先生一家约我去费城郊区一个大学里看花。汽车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到了校园：校园美得像首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古树成荫，绿藤爬满了一幢一幢的小楼，绿草爬满了一片一片的坡地。除了鸟语，没有声音。像一个梦，一个安静的梦。

    ②花圃有两片，里面的花，种子是从中国来的。一片是白色的牡丹，一片是白色的雪球，在如海的树丛里，闪烁着如星光的丁香，这些花全是从中国来的吧！

    ③由于这些花，我自然而然地想起北平公园里的花花朵朵，与这些简直没有两样，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童年时的情感再回忆起来。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些花不该出现在这里。它们的背景应该是今雨轩，应该是谐趣图，应该是故宫的石阶，或亭阁的栅栏。因为背景变了，花的颜色也褪了，人的情感也弱了。泪，不知为什么流下来。

    ④十几岁，就在外面漂泊，泪从来也未这样不知不觉地流过。在异乡见过与童年完全相异的东西，也见过完全相同的花草；同也好，不同也好，我总未因异乡事物而想过家。到渭水滨，那水，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只感到新奇，并不感觉陌生；到咸阳城，那城，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只感觉到它古老，并不感觉伤感。我曾在秦岭捡过与香山上同样红的枫叶，在蜀中我也曾看到与太庙中同样老的古松，我也并未因而想起过家。我曾骄傲地说过：“我，到处可以为家。”

    ⑤然而，自至美国，情感突然变了。在夜里的梦中，常常是家里的小屋在风雨中坍塌了，或是母亲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白了；在白天的生活中，常常是不爱看与故乡不同的东西，而又不敢看与故乡相同的东西。我这时才恍然悟到我所谓的到处可以为家，是因为蚕未离开那片桑叶；等到离开国土一步，即到处不可以为家了。

    ⑥花搬到美国来，我们看着不顺眼；人搬到美国来，也是同样不安心。这时候才忆起，故乡土地的芬芳与故乡花草的艳丽。我曾记得，8岁时肩扛小镰刀跟着叔叔下地去割金黄的麦穗，而今这童年的彩色版画，成了我一生中不朽的绘画。

    ⑦古人说“人生如萍”——在水上漂流，那是因为古人未出国门，没有感觉离国之苦。萍还有水可借，依我看，人生如絮，飘零在此万紫千红的春天。

    ⑧宋末画家郑思肖画兰，连根带叶均飘于空中。人问其故，他说：“国土沦亡，根着何处？”国，就是根，没有国的人，是没有根的草，不待风雨折磨，自行枯萎了。

    ⑨我十几岁就无家可归，并未觉其苦。十几年后，祖国已破却觉出个中滋味了。不是有人说，“头可断，血可流，身不可辱”吗？我觉得，应该是“身可辱，家可破，国不可忘”。

囚蚁

    童年时曾经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由人来饲养，而且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从小养到大，就像人一样，摇篮里不满一尺长的小小婴儿总能长成顶天立地的大巨人，连蚂蚁也不例外。在歌里唱过“小蚂蚁，爱劳动，一天到晚忙做工”，所以我对地上的蚂蚁特别有好感，常常趴在墙角或者路边仔细观察它们的活动，看它们排着队运食物、搬家，和比它们大无数倍的爬虫和飞虫们作战……大约是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妹妹忽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把蚂蚁们放到玻璃瓶里养起来呢？像养小鸡小鸭那样养它们，给它们吃，给它们喝，它们一定会长大，长得比蟋蟀和蝈蝈们还要大。

    这件事情并不复杂。找一个有盖的玻璃药瓶，然后将蚂蚁捉到瓶子里，我们一共捉了十五只蚂蚁，再旋紧瓶盖。这样，这十五只蚂蚁便有了一个透明整洁的新家。我和妹妹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蚂蚁们在瓶子里的动静，只见它们不停地摇动着头顶的两根触须，急急忙忙地在瓶子里上下来回地走动，似乎在寻找什么。我想它们大概是饿了，便旋开瓶盖投进一些饭粒，可它们却毫无兴趣，依然惊惶不安地在瓶里奔跑。它们肯定在用它们的语言大声喊叫，可惜我听不见……第二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玻璃瓶里的蚂蚁。只见那十五只蚂蚁横七竖八躺在瓶底下，安安静静地一动也不动，它们全都死了；我和妹妹很是伤心了一阵，想了半天，得出结论：是因为药瓶里不透气，蚂蚁们是闷死的（现在想起来更可能是瓶里药味使小蚂蚁们送了命）。

    原因既已找到，新的办法便随之而来。我找来一只火柴盒子，准备为蚂蚁们做一个新居。怕它们再闷死，我命令妹妹用大头针在火柴壳上扎出一些小洞眼，作为透气孔。当时已是深秋，天气有些冷，于是妹妹又有新的担忧：“火柴盒里很冷，小蚂蚁要冻死的！”对，想办法吧。在妹妹的眼里，我这个比她大一岁的哥哥是无所不能的。我果然想出办法来：从保暖用的草饭窝里抽出几根稻草，用剪刀将稻草剪碎后装到火柴盒里，这样，我们的蚂蚁客人就有了一个又透气又暖和的新家了。我和妹妹又抓来一些蚂蚁关进火柴盒里，还放进一些饼干屑，我们相信蚂蚁们会喜欢这个新家。遗憾的是不能像玻璃瓶一样在外面可以观察它们了，但可以用耳朵来听，把火柴盒贴在耳朵上，可以听见它们的脚步声。这些窸窸窣窣的声音极其轻微，必须在夜深人静时听，而且要平心静气地听。在这若有若无的微响中，我曾经有过不少奇妙的遐想，我仿佛已看见那些快乐的小蚂蚁正在长大。它们长出了美丽的翅膀，像一群威风凛凛的大蟋蟀……

然而我们的试验还是没有成功。不到两天时间，火柴盒里的蚂蚁们全都逃得无影无踪。我也终于明白，蚂蚁们是不愿意被关起来的，它们宁可在墙角、路边和野地里辛辛苦苦地忙碌搏斗，也不愿意在人们为它们设置的安乐窝里享福。对它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的生活更为可贵。

（选自赵丽宏《童年笨事》）

让孩子自己爬起来

    孩子跌倒了，趴在地上哭叫着，年轻的母亲似乎无动于衷，板着面孔，用严厉的目光盯着趴在地上的孩子。正巧我路过，上前要扶起那孩子。那母亲果断地说：“不，不，让他自己爬起来！”

    我仔细一“咀嚼”，始得醒悟：这位年轻的妈妈如此这般，大概是出自对人生的体验吧。

    人生是一个过程。好像上苍有意为难人，在人生的全过程中，绝无平坦大道可走。坎坷，荆棘，困难，这一切都与人生为伴。人要生存，要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同困难交锋，要与挫折抗争。这是对人的信念、意志与毅力的考验。敢于交锋与抗争者，即使跌倒了，也会爬起来并最终成为命运的主人和事业上的成功者。一个从小娇生惯养、溺爱过度的孩子，长大之后决不会有什么意志力，在困难与挫折面前，容易跌倒；跌倒之后也是很难爬起来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从小历经“摔打”的人，他们直面人生，深谙（ān）人生的底里，虽百折而不回，履艰险而不惊。

    不过，像这位年轻妈妈那样待孩子的不是很多，而娇惯、溺爱孩子却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视孩子为“小皇帝”的家庭不胜枚举。许多刚入托儿所（或幼儿园）的三四岁的孩子，食不善用筷，穿不会动手。做父母的有谁不爱自己的子女？需要界定的倒是：什么是爱？怎样才算爱？溺爱不是爱，而是一种害。有些中老年父母意识到这一点了，但已为时过晚。

    那个跌倒的孩子终于自己爬起来，跑到妈妈近前。妈妈欣喜地笑道：“对，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往前走。”年轻的母亲，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

归国博士

    在苏州，流传着一位归国博士的动人事迹。他叫杜子威，今年48岁，是苏州医院副院长。他出生在日本，在东京获得博士学位。1972 年，他离开日本，和爱人回到了祖国。

    侨居在日本的父亲为杜子威在苏州附属医院建造了一-所研究室，花了整整100万人民币。杜子威不要一点报酬，把研究室献给了国家。有人以为杜子威一定很有钱，问他：“你带的什么手表？”他爽朗的笑道：“国产的，苏州牌，便宜，才45元，走得相当准。”杜子威把价值100万元的研究室献给了国家，自己却省吃俭用。戴的是45元的国产表。人们被这种崇高的精神所感动，敬佩的向他伸出了大拇指。

    1979年，杜子威率领医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他离开日本7年了，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准备好饭菜等着他。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他的影子。原来，访问时间只有半个月，杜子威舍不得这点宝贵的时间，全部安排了工作，只是在归国的前一天，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上街参观去了，他才回家吃了一顿饭。

    1982年，杜子威再次到日本。他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从宾馆搬到父母家住，临走前，父亲给他一台彩色电视机，杜子威却说：“电视机我有了，我缺的是专业资料，今后常给我寄点。”

    这位博士归国11年了，他用辛勤的劳动换取累累硕果，来报答自己的祖国。他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研究脑神经病，现在这项研究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