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

一一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汉武帝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为列侯，而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分别隶属于汉郡。淮南王刘安谋反，“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刘赐谋反，“国除为郡”。又颁布律令，规定王国官员地位低于—般官员，限制人们与诸侯王交游。从此，王国与汉郡无异。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一一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请回答：

材料一：（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人尝谓辅臣（内阁大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揽审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以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更拟；再不符意，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皇明大政记》

材料三：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遗……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明清时期政治发展的趋势

材料四：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制度，从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到伯里克利时期达到巅峰，最后因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征服而结束。古希腊民主虽然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同时其制度设计也是相当的简单和粗糙，且带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局限性；但是它却是人类实践民主和追求自由的开始，是后世追求民主、自由的不蝎的智慧源泉，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明珠。

——任建林《关于古希腊民主制度之局限研究》

“假设明清两个王朝政权不是与经济发展反方向地高度强化政治专制主义，而是循着两宋对经济实行‘开放’的宽松路线前行，说不定中国传统经济也会发生像西方那种类似变迁的趋势，市场经济可能会出现某种突破。……但这种假设毕竟敌不过历史‘实在’的力量，政治体制是一道逾越不过去的‘铁墙’。”

﹣﹣摘引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解读材料，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明清时期的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引起的全面变革。

材料一：明清时期，从全球角度看，在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已在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路径上高歌猛进。由于明清两朝统治者未能认清时代潮流，采取了逆大势而行的政策，社会转型因此难以启动。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中国才开始艰难地探索现代化的路径。

——摘编自徐小宁《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社会转型》

材料二：对18世纪的英国，市场机制究竟如何发挥作用，以及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出现了“斯密派”和“马克思派”。“斯密派”和“马克思派”都承认18世纪的英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商品价格最终由供需决定。其分歧在于，市场竞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完美的，该在何种程度上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以及随之产生的影响。“斯密派”认为“看不见的手”占绝对优势。在他们看来，英国的工业革命应当归因于早在18世纪英国经济就实现完全的自由竞争，与之相伴的还有稳步扩展的市场，以及其所提供的创新和增长的广阔平台。“马克思派”认为，英国之所以发生资本积累和投资行为是因为，从生产角度看，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受到政治领导的保护和支持而大行其道。以众多英国人变为完全依赖工资的劳动力这一事实为例，他们认为没有政府的合谋协助是不可想象的。

——（荷）皮尔·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