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下图为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克盉（hé），盖与器口内壁各铸有相同铭文44字铭文解释：

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滿意你的供享，命（你的儿子）克做燕地的君侯，管理和使用羌族、驭族、微族等六族。”克到达燕地，

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铸造了这件宝贵的器物。

材料二：（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同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材料一：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威廉统治末年，内阁成员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内阁会议召开的惯常化，促使内阁完成了从私密状态向公开状态的转变，笼罩于其上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去了。与此同时，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内阁的公开化、正式化以及内阁与议会、政党的关联，使得内阁的合法性逐渐增强，人们对于内阁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此时，一个与内阁有关的新术语，即“政府”开始出现。议会辩论中，“新政府”“上届政府”“现任政府”等常被议员们提及。而这里所谓的“政府”，实际上就是“内阁”，二者之间几乎可以通用。由此表明，内阁已开始取代枢密院而转化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机构，在罗威尔看来这是过去两百年间“文明世界所发生的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之一”。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内阁制的形成》

材料一：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郡县官吏统统由享受俸禄的职业官僚担任，任免权集中于中央。魏时期地方官任期多为六年，隋朝几经改革定为四年。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宋代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任，属于差遗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地方官任职避亲、避籍渐成定制且严格遵守一年一考课，三年一升迁的考核任期制。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材料二：若元（元朝），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干五百一个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元史》

材料三：明太祖认为，元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君不能躬览庶政”，君主不够专制，导致“主荒臣专，成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大乱”。为此，洪式九年废行省，在地方设承宣布改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三司各司其职，互不隶属。……三司的设置虽是强化中央集权之举，但事权一不一，不利于弹压地方。于是相继出现了巡抚、总督的设置，以节制三司，统一协调地方权力，消除牵制、扯皮、效率迟缓之弊。这样，“巡抚”总领一省军民大政，“三司”悉听节制的新体制已逐步形成。正德年间农民起义及“倭寇”入侵往往涉及数省，明朝加派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以“总督”去总管数省，“总督”一职出现，督抚制度初步形成。督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

材料四：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政治制度是现实的”…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