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至隋唐而稳固，宋元明清日臻完备。秦朝即设立听命于皇帝的御史大夫作为纠察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员。……唐代监察制度更为完备，中央监察机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御史台系统，负责监察百官之违法与失职行为；另一部分是言谏系统，负责直接告发官员的违法、失职或者腐败行为。……明清两朝最终实现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的统一。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期，由于国家幅员辽阔，在专制权力下，各级官史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的空间较大。为了维护皇权，历朝君主都非常重视专门监察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试图通过监察官员的纠察和弹劾，防止并打击官史的贪腐和不法行为。

——摘编自朱福惠《国家监察体之宪法史观察》

材料二  相对来说，英国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灵活的监察朝度。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议会监察，是“民意代表机关”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其他法定项的监督检查，包括；同意、纠正、纠举、弹劾、审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质询、视察和调查、投不信任票等事前防止、事中纠正和中止、事后惩戒和救济等监控规程。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构成了一个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网络，以教育、防范、惩处为手段，以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反腐败机制。

——摘编自张恒《英国监察制度：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形成》

材料一：我国古代基层社会在秦汉时期已形成“官、绅、民”三种力量格局。传统中国社会的乡绅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自觉塑造乡村风俗和承担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

一方面，“家国同构”式的、“国家渗透社会”的古代社会形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两种力量，即官僚制与乡土秩序。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将文化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乡绅之治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权力政治化的结果，是附属于专制王权阶层的。另一方面，乡绅之治也是乡村平衡国家权力无限渗透的天然屏障。社会中如果没有同国家权力抗衡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国家就会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底层。中国古代乡绅，尤其是本籍乡绅，相近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使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者。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国王启用乡绅治理地方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乡绅与国王、大贵族之间均存在依附关系，但在执行王室政策、法令的同时，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使得乡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形成“乡绅自治”。这是英国传统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是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乡绅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担任治安法官来实现，治安、刑事司法、税收等体制都因治安法官权力的逐渐增大而被纳入其中。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经过英国19世纪的党政改革，乡绅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衰落，但并非被彻底“消灭”，更多的乡绅在英国工商业资奉主义发展中转变身份。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