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模特走台到婚庆主持，从影视拍摄到电视选秀，越来越多的幼稚面孔出现在大众娱乐的领域。带着孩子走进“娱乐圈”已成为许多家长的选择。3岁练舞蹈、4岁学钢琴、5岁练书法、6岁画国画的孩子比比皆是，“小明星”们正在被全力打造出来。看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们吧——“小模特”浓妆艳抹扭腰摆胯，“小婚礼司仪”煽情搞笑大谈情爱，“小歌手”劲歌热舞高唱情歌……他们的脸上少了些许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少了些许稚趣，多了几分老成。

    为了成名成星这样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把孩子抛进“名利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古有方仲永“天才沦为平庸”的先例，今有因成功主演《小鬼当家》中的“凯文”而一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童星的麦考利﹒卡尔金的堕落。鲜花和掌声往往成为“童星”成长中的陷阱。而那些娱乐圈的“常青树”多是在成年后才涉足此行业的，他们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涉足娱乐圈是他们在对自身兴趣特长进行客观审视、对才能智慧进行正确评估和对未来人生道路进行合理规划之后，做出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的“星光”经久不衰。著名主持人杨澜，在大学毕业加盟《正大综艺》之前，走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求学道路，成为央视当红主持人的她后来又主动选择了全身而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传媒学硕士，为自己充电，从主持人走向传媒管理并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杨澜的厚积薄发对那些心急的“童星”父母来说，很有启发性——让孩子成为社会良材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功。

材料二：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近日，九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中，要求城市与农村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这一规划的出台，将引领家庭教育的新方向。

    俗话说，成人在家庭，成才在学校。自古以来，我们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纵观历史，古有“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被视为垂训子孙及家庭教育典范的《颜氏家训》，近代有“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的《傅雷家书》，当代则有五花八门、品类繁多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总结。可以说，家庭的一点一滴教育、培养、规范以及耳濡目染的熏陶，便是对孩子成人的塑造过程。家庭教育搞得好，孩子就行端人正，社会就风清气正，国家就魂强根正。

    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教育也逐渐进步。教育模式由过去的浅耕粗作到现在的精耕细作，方式由专制野蛮过渡到民主文明。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产生，有的家长借口忙，对孩子“生而不伴”；有的家长迫于生活压力，对孩子“养而不教”。与此同时，家长的困惑也与日俱增。随着网络作为“第三者”介入家庭生活，传统权威型家庭教育方式受到挑战；面对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家长不知如何把握教育尺度，比如重视学习成绩还是重视全面发展？诚实守信是不是就等于迂腐？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忍让是不是没出息？竞争激烈，还要不要协作互助……迎接挑战，解决困惑，必须沿着正确方向加强和引导家庭教育。

    还应看到，家庭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自我教育。我们常说，父母就是孩子的“活教材”，“你的行为，决定孩子的世界”。试想，如果父母没有道德底线，如何教育孩子守住道德底线？如果父母贪污腐化堕落，何以教育孩子堂堂正正做人？当然，家长不能止于做个“好榜样”，还要当好“导航员”。如果我们急于求成，对孩子进行“掠夺性的早期开发”，他们的童年便黯然失色；如果我们虚荣攀比，以“为你好”的名义逼迫孩子学这学那，结果往往南辕北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好家长，才能教育好孩子。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 《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顰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 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 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这一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 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曰）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抗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

材料一：

    北斗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目标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卫星在太空飞行，太阳与地球是它的航标灯：卫星飞行姿态的建立依赖于对太阳、地球的观测，测量精度越高，卫星飞行姿态就越稳定，提供的导航精度也越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三只眼”，就是通过观测太阳、地球为导航卫星提供导航。

    专家介绍说，“三只眼”就是两个“太阳眼”（模拟太阳敏感器、数字太阳敏感器）、一个“地球眼”（红外地球敏感器）。“太阳眼”测量太阳的位置，“地球眼”测量地球的位置。

    安装了“三只眼”的北斗卫星的优异表现与“视力”密切相关。卫星入轨初期用模拟太阳敏感器捕获太阳，再通过数字太阳敏感器和红外地球敏感器共同作用，更加精确地确定卫星的三轴姿态。

    科研人员对北斗卫星数字太阳敏感器和红外地球敏感器进行了关键技术攻关。数字太阳敏感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实现了关键元件自主可控；红外地球敏感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后，具有高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长寿命、不易受太阳等天体对测量的干扰等优点。

    卫星与卫星之间的通信——星间链路，是北斗导航系统由区域向全球过渡的关键技术，是提升系统全球服务能力的核心技术手段，也是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重要标识和技术制高点。

    中国科研人员提出了自己的北斗全球组网星间链路解决方案，率先采用毫米波技术体制和生产工艺，研制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星间链路产品。这将对北斗导航卫星实现全球组网起到关键作用，极大地促进北斗全球系统的跨域发展。

（摘编自余建斌《自主创新确保北斗系统稳定运行》，《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材料二：

    中新社西宁7月3日电在青海省，千百年来牛羊吃草到哪里牧民们就跟到哪里，记者3日从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获悉，目前该省以北斗卫星技术为基础，对草场和牲畜实施动态监控，进行智慧放牧。

    传统放牧方式下，草场利用率低，且牧民很难全面、便捷地掌握牧草生长、气象灾害和动物疫情等信息。现在牧民通过北斗手持终端“牧民通”，依据北斗卫星制定的放牧方案以及北斗短报文双向通信功能，便可以实时掌握游牧路线、草场动态、疫病防疫等信息。

    据了解，青海省以北斗卫星技术为基础，已建立了天地一体的天然牧草采集和监测系统，应用于高寒草地畜牧业生产，并建立了基于北斗的草地自动监测站和北斗生态畜牧业数据服务平台。

    北斗卫星信息技术应用在畜牧业生产中，可以建立融牧草资源利用、家畜动态监测、疫情预警、气象灾害预报等信息于一体的高寒地区特色生态养殖模式。

（摘编自中新网《北斗卫星“试水”青海高原智慧放牧》）

材料三：

    12月30日报道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0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的产值有望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于2012年正式开通，时过五年，目前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又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实现全面信号兼容。

    与全球其他三大卫星导航系统（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欧盟的伽利略系统）相比，北斗除了具备三大系统的技术机制之外，还有独具的短报文和位置报告服务能力。

    与GPS芯片价格相比，芯片单价高一直是制约北斗导航民用的最大瓶颈。如今，由于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加上工艺产能的提升，国产北斗芯片单价已降至6元，在总体性能上也达到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

    目前，中国的北斗系统已经在公安、交通、渔业、电力、林业、减灾等行业得到广泛运用。据统计，各类北斗终端及运营平台已经为23个省市、超过35万辆客货运车、远洋渔船等提供服务。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一：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却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李后强等《以人为中心：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9日）

材料四：“大城市病”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东京“城市病”最为严重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为此，东京政府通过制定东京圈基本规划、实施《工业控制法》等举措，让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和一些重化工业相继迁往郊区、中小城市甚至海外，而聚集更多以研究开发型工业、都市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工业。这一方面增加了地区生产总值，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东京的人口总量。另外，为减轻办公和商业活动对市中心的压力，平衡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东京还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让副中心和中心城区共同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在建设副中心的同时，东京也很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修建一条环市中心铁路和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并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

（摘编自南丽江《应对“大城市病”国外有妙招》，《中华建筑报》2018年4月22日）

材料一：

    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其商业价值。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就是财富”这句格言，又有了新的解读，因为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实现了知识直接“变现”，成了另一种含义的“知识就是财富”。

    随着知识付费概念的走红，短时间内各种知识付费平台一拥而上，致使行业水平参差不齐。纵观当下市场上的产品形态，无论是综艺式的说话课程、快速解惑的付费问答，抑或是读书精华，内容均呈现大众化、浅层化、覆盖面广的特点，根本无法满足用户深度学习、获得知识沉淀的需求。

    在此状况下，知识付费行业要良性运行，更需要从内容上下功夫，根本不是签约几个大V（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就能解决问题的。人们之所以愿意为知识“买单”，就是因为知识的可贵，而可贵的知识不是靠名人效应积攒的，而是需要“肚子里有货”。唯有拓宽知识生产者的来源渠道，让更多的知识人参与到知识付费领域中，才能够解决知识付费“内容”不足的问题。

（摘编自百度百科、腾讯网《“知识付费”缺少的不是理念而是内容》）

材料二：

图一2015—2018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及预测

【注】E指预测。

（数据来源：2018年的公开资料整理）

图二网友最愿意买单的领域

能提高工作能力和    兴趣爱好    职业选择    时间管理    方法技能

收入的经验63.32% 42.19% 32.90% 28.05% 23.91%

（数据来源：果壳网和网易云课堂公布的《2016年知识青年付费报告》）

材料三：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技术驱动的风口不同，知识付费的崛起，与其说是技术上的演进，不如说是社会需求的爆发所致。具体而言，知识付费既借力于知识付费平台的演进、付费方式的便利，也得益于中国中产阶层及准中产阶层学历教育需求的爆发。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付费只是一种应对当下中产焦虑的“止痛剂”，也不仅仅是IP（知识产权）变现的另外一种方式。

    知识付费通过交易手段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未来的知识付费行业实际上是现有的信息服务业互联网化的一部分，是人类信息生产、获取方式由线下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由一对多转为多对多的一个阶段。最终，知识付费不仅会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业，还会直接改造和融合现有的教育业、出版业、广告业、咨询服务业，成为万亿以上规模的巨大产业。但相比未来前景，目前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除了适应移动化的消费方式造成的知识碎片化问题以外，还存在知识付费体验差、缺乏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复购意愿不高等问题。从整体产业上看，商业环节和链条缺失、基础设施和产品设计不完全、用户群体需要扩大等问题都制约了知识付费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知识付费行业进行整体的梳理和检视。

（摘编自冯尚钺《我们研究了28家平台为你揭开知识付费的现状与未来》）

材料一：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是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由来已久。它是城市里的边缘经济，一直由于影响市容环境而不能登堂入室。

地摊经济具有“三低”特质。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高学历、技能要求；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地摊经济也是如此。地摊经济由于属于边缘经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流动商贩自身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对合法经营商户构成不公平竞争，妨碍交通，各种扰民以及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等等。

（摘自《百度百科》，有增删）

材料二：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5月28日）

材料三：

“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到此摆摊的商铺注册时必须出示营业执照、货品资质证明书，以及个人有效证件等。”呼和浩特某物业管理人向谷河传媒表示。

“其实，政府部门加强资质管理应成为地摊经济的基础。低门槛是地摊经济的标签，加强资质管理不仅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渠道，也让经营者感受到了平等与保障，让他们能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意，更愿意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金台咨询报道称。

“城管是城市建设的核心管理者，其在公共服务管理层面对地摊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释放地摊经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考验。相关管理部门务必通过‘绣花一样精细’的管理，让地摊经济尽可能地少出现卫生、市容、秩序等问题，更多地体现正面效益。”《第一财经日报》消息称。

“我觉得还要提升摊主的公共素养，按照规定有序经营，保障食品质量，自觉维护秩序，保持环境卫生。多方相互协调才能让地摊经济长久健康发展。”呼和浩特一市民向谷河传媒表示。

（摘编自《以史为鉴，地摊经济如何发展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