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南方高原上人口分布最广、历史文化最深厚的古老民族之一，彝族有着丰富的祭祀和礼仪文化体系。其中有一项古老而神秘的祭祀表演，就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称作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彝族古戏“撮泰吉”。

    “撮泰吉”系彝语音译，“撮”意是“人”，“泰”意为“变化”，“吉”意为“游戏、玩耍”，连起来讲就是“人类演变的戏”，简称“变人戏”。每年阴历正月初三到十五是“撮泰吉”演出的时段，演出目的旨在扫除人畜祸患，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逢演出期间，活动多集中在夜晚，地点则以本村寨为主，有时也会受邀到附近的村寨演出。如今“撮泰吉”演出在大多数地方已经失传，唯有威宁的裸戛村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学界一般认为，“撮泰吉”属于古傩戏的一种。傩戏是多种宗教文化混合的产物，透过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戏剧窗口，我们可以窥视到多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貌、古风民俗。然而，“撮泰吉”的传承在当下仍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是表演者的后继乏力。“撮泰吉”的传承秉持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原则，但相比从事傩戏表演，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宁愿选择经济效益更显著的外出务工，长此以往，势必发生传承者的断层。其次是投入上的紧缺。据威宁县非遗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财政投入过少，保护意识淡薄，文化理念落后，常常导致“撮泰吉”的保护丧失动力。再者，专业人才的匮乏和研究队伍的不稳定也不利于“撮泰吉”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撮泰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就天然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或资本价值。因此对“撮泰吉”的保护并不是作博物馆标本式的封存，而是以活态的形式，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以融入时代的发展之中。管理部门应当明确自身职责，在加大监管和投入力度的同时，也要形成强烈的宣传意识和有效的运作机制。社会方面应积极寻找“撮泰吉”与当代文化的合作开发路径，譬如舞台展示的改进、依附于民族节日进行外向式开发以及和旅游产业的融合等等。这些举措对于“撮泰吉”的生存和生长都将是关键而必要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撮泰吉”的保护，其研究工作却更须谨慎而行。“撮泰吉”虽然存活于崇山峻岭之中，长期与世隔绝，很晚才揭开其神秘面纱，但如今在多方的关注下，仍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异。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尤须谨慎“辨伪”，仔细甄别传统沿袭的原生态“撮泰吉”和经过讹误扭曲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做好“撮泰吉”的传承工作，避免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偏离客观认识的“泛傩现象”。唯有立足本土和本民族进行研究，防止从案头到案头的泛泛之谈，才能真正澄清发生在“撮泰吉”认识上的种种误区，阐明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戏剧发生学上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8日10版）

    高雅，高雅，自古以来，两个字好像扯也扯不开。低与俗，似乎也有不解之缘。但看生活现状，渐悟出，雅的未必就高 ， 低而俗的未必不跟“雅”搭界。于是有意给它们来个重新组合。

    不敢妄论，先看“实证”。

    其一，硬与软“两张皮”。

    超市自选算是雅，虽明示不许品尝偏下手抓则不高；封闭式空调车是为雅，其内散播尼古丁或摆臭脚则不高；公寓楼单元房亦为雅，以大杂院之习在公共楼道里大吼大叫则不高；出行乘自家轿车简直是大雅，一路车笛长啸则实在不高。此类雅高分离的实质是：物质硬件上去了，精神软件跟不上。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第九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活起来的前提是保护和传承。非遗是独特的。为大众熟悉的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非遗，选取特定材料，用传统技艺进行手工制作，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信息和情感投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种独特性，恰好是这些非遗项目的市场价值所在。将这部分非遗资源转化为物态化的产品，既能为非遗的保护传承造血，也可以让民众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产品，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分享非遗文化蕴涵。传承保护得益于此，非遗的创新发展也将从中受益。不仅如此，在不少地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还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让当地民众从中获益。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使用得当，无疑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多赢之举。

    文化遗产最需要的是保护和传承，而不是“开发”。所谓“生产性保护”，其核心依然是保护，生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开发”文化遗产的表述，长期致力于非遗保护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非常反感。在他看来，对文化遗产而言，“开发”是个野蛮的词汇，开发的目的就是经济利益。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让非遗走样，最终伤害的还是非遗本身。

    让非遗活起来，让非遗融入生活，并不意味着要用机器大批量生产非遗产品。看到机器压的皮影、剪纸，机器印的年画，人们会有这样的困惑：这些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能叫非遗吗？一些号称非遗的产品，采用化工原料快速染制，低价卖给游客。游客多非专业人士，就是到此一游，图个便宜、买个新鲜，既不了解，也不会挑剔制作方法。

   殊不知，这种成本低、来钱快的好办法，却是在自我伤害。仅从生产技艺上看，机器生产不仅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其生产效率、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如此竞争，真正的非遗产品自然吃亏，李逵也就打不过李鬼了。如此偷梁换柱，用工业文明替代了手工文明，非遗产品也就徒有其名了。

    这种现象的流行，当然与商家重利的投机心理有关，也与人们对手工价值的忽略有关。真正的非遗产品，且不说材料的难得，仅手工艺人的培训和制作过程，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一双内联升的手工纳底布鞋，恪守每平方寸九九八十一针的规矩，需要耗费1个熟练工人3天的劳动。这样的非遗产品怎么能与胶底布鞋或者运动鞋等价？

    优秀的手工作品，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价格，甚至可以成为奢侈品。全球公认的奢侈品品牌，无论汽车、手表还是皮具，在品牌文化之外，强调的都是稀有的材质和精良的手工。只有当优秀手工制作的价值得到大众认可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非遗鲜活起来、大放异彩的时候。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还命令羲和四子分赴东、南、西、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并发布讲话云：“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尚书·尧典》是中国古代关于时间体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从《尧典》的记载可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年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这和今天的“三百六十五日加四分之一日”是非常接近的。《尚书·尧典》中帝尧命令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东、西、南、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因为这里羲和四子所司掌的四方与四时，不仅是中国古代最根本的时空结构框架，而且地方与时间同时为四子所分别司掌，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时间和空间所具有的同构互换这一特殊性质。这一特质的展开，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的文化特征。而《尧典》“钦若昊天，敬授民时”中所蕴含的“顺天”和“遵时”的精神，更体现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顺应自然之发展，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深层内涵，是中国古代时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春种秋收，以农耕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人，在实践摸索中很早就拥有了顺应四季的自然变化从事生产劳动的智慧。

    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中国古人很快认识到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掌握了十二个月的月升月落规律，了解了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循环。可是用什么手段来表示它呢？

    中国人选择的是使用六十甲子。中国古代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的方式来标示时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由甲子到癸亥，天干配地支功产生出六十个搭配。以之纪年则每六十年完成一个循环，纪月则每五年一个循环，纪日则每六十天一个循环。所以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六十”与“五”都是非常重要的数字。《汉律》规定：“吏员五日一休沐。”《汉书》也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如果追寻五日休沐这一规定的文化源头，应与纪时每五天六十甲子完成一个循环有直接关系。这与西方依据《圣经》开篇上帝七日创世纪而形成七日一周的划分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依据上帝耶和华创世纪的七日周期的划分方法偏重的是西方宗教与神话的背景，而以六十甲子纪时、每五日完成一个循环为依据的划分方法偏重的是中国古人对时间循环性质的客观认识，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别，经常就这样展现于很多细微但非常关键的细节之中。

    《世本》记载：“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典籍记载的容成与大桡皆黄帝之臣，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事茫茫焉不可考也，但地下发掘出的甲骨文字可以证明，殷商时期的中国古人已经用干支来表示时间了。把天干地支配合起来形成六十个数字，非常适合于表示相对复杂的时间周期。时间和空间是历史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框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循环往复是时间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六十甲子的循环排列，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时间周而复始的特性。它是古代中国人时间文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时间生活影响很深。

美丽的坏蛋更坏蛋

    美丽的坏蛋比丑陋的坏蛋更坏蛋，这在人类和动物中都有生动而可怕的故事。北方的海尽管没有南方热带海洋的五彩斑斓，然而在清冷而清澈的海底却撒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星，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些海星却是用心险恶的家伙，号称美丽的杀手。

    海星全身布满了“现代化武器”，在显微镜下，你才能看到它身体表面簇拥着成千上万的聚光性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四面八方的环境可以同时“视察和掌控”。另外，海星还有成千上万条比牙签还细的管状腿，具有强力的吸附功能，在海星大脑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成千上万条腿有节奏地迈动，可以爬过所有的坎坷，即使在光滑直立的礁石壁上，也照样稳步前行。更可怕的是海星能分泌高能量的消化酶，不亚于人类化工厂生产出来的硝酸，坚硬的贝壳在这种高能量的消化酶作用下，很快就被腐蚀溶解。正因为有这些“现代化的化学武器”，海星稳打稳扎，所向无敌。在波涛轰鸣的大海下面，它们成群结队地排列，悄无声息地匍匐，全然一支偷袭的军团，有目标有计划地向牡蛎、蛤蜊及所有贝类的藏身处前进和包抄，然后来个密集型进攻。

    海洋中现存的海星大约近两千种，我们中国已知的就有一百多种，从海边浅水区的潮间带直到水深6000米的地方均匀分布。看到这么美丽的东西竟是残酷的杀手，人们用渔刀渔叉奋力地砍杀，将海星碎块抛进大海里。可是，人们没有想到，海星还具有一种更特殊的能力，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再生一个海星。世界上竟会有越消灭越兴旺的动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海星只有在卵化状态，会被一些鱼类捕食，可一旦长成海星，几乎就没有天敌。

    海星给人类造成了可怕的灾难。近些年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域，因海星灾害导致鲍鱼、扇贝和蛤蜊的养殖损失达数万亿元；山东胶州湾一家养殖公司16万亩滩涂的蛤蜊，遭到海星的大举进攻，百分之八十的蛤蜊被吞噬；辽宁庄河市黄海沿岸成千上万吨的鲍鱼、海参、蛤蜊被海星吃掉。据调查，一个海星一天能吃掉十几只扇贝，食量惊人，再加上养殖的贝类无法自由逃走，所以沿海的一些养殖区里的贝类全部被海星吃光，几乎是养殖业的灭顶之灾。

    可恨的是海星这个贪婪的肉食动物却光吃不长肉，也就是说对人类几乎没有食用价值。那么造物主为什么要造出海星这么个物种呢？其实大自然有着严格而奇妙的秩序，海星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的捕食起着保持海洋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倘若人类真能彻底消灭海星，那么会有更可怕的灾难出现。没有海星的“调解”作用，海洋里的贝类会长得铺天盖地，我们将看到一个被贝类排泄物污染得更加污浊不堪的海洋。

（2011年11月《广州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