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10月19日表示，过去5年是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5年，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今年上海和浙江试点已经落地，但是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目前，在浙江和上海，都出现了有关高考物理选考科目人数下降的争议，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17年高考浙江全省共29.13万考生（其中25.01万人报名普通高校招生），在后3门（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选择中相关科目排位如下：1．生物12.53万（50%）；2．化学12.5万（50%）3．地理11.95万（47.79%）；4．历史10.88万（43%）；5．政治10万（40%）；6．物理8.95万（35.78%）；7．技术7.2万（29%）。也就是说，新高考中，选考物理的仅8.9万人，比例仅占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的36%。

    根据上海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在2017年5万名上海高考学生中，相关科目的选考人数如下：政治14834人，历史20151人，地理29628人，物理19218人，化学22314人，生物24175人。从中可见，物理也排在第5位，低于地理、生物、化学、历史科目的选考人数。

（网易新闻）

材料二：

    为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导向、唯分数论，我国于2014年启动新高考改革，但是，由于整体的高考录取制度未变，仍旧按总分排序录取学生，因此，新高考出现新的应试倾向，学生为了获得高考高分而放弃重要的科目学习，比之前的问题更严重——以前毕竟所有理科学生（在各省考生中约占70%）都要学物理，而新高考改革后，只有30%多的学生选择物理。

    这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学生的兴趣，不能仅靠调整考试科目。以前，学习文科的学生即便考出高分，也不一定就有很深的人文底蕴；同样，学习理科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科学素养。现在，文理融合之后，只要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科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主要目的还是应试，文理融合、3+3选择的改革价值就难以实现，学生会功利选科，家长们也鲜有考虑孩子以后的素养问题。

（环球时报）

材料三：

    柯桥中学打造了“科普讲座进校园”活动，邀请北大、清华、浙大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走进中学校园，为学生带来最新科技前沿和人文发展动态，开拓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素养，人大附中也开启“新教育讲堂”系列讲座，并以“科学家谈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开篇。

    柯桥中学校长杨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吸引孩子们选物理，学校专门组建了物理学科实验室；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组建社团，学校提供老师和资金、场地等全方位的支持，当地政府也增加投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给孩子们更好的学习体验。人大附中也开发了一系列课程启发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发掘学生在科学技术专业上的潜能。

    洪文认为，对于多数需要学习物理学科的专业来说，应该将物理列为“必考”科目，而不是可选项。他说，上海新高考改革第二年，要求选考物理的高校比例上升后，考生选择物理科目的比例也相应提升到了40%。这是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有益尝试。

（人民网）

材料一：（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李韵））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5日）

材料二：“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7年2月15日《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

材料三：《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

你可能误解乡愁

王鼎钧

    算命的先生说，我的八字是“伤官格”，不守祖业。他说的“不守祖业”有两个解释，一是败家，一是漂流。我家毁于两次战争，无家可败，只剩下漂流这一个选项了。

    流亡是一种首尾不相顾的生活，像一条线。在我生长的那个社会里，线缠成球，后来这个球散开了，这根线弯弯曲曲拉长了。于是“丁公化鹤，王子求仙”这样的故事就产生了，甚至“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这根线最后也许能像马蹄铁，两端遥遥相望，可是再也没法连接起来。

    流亡也有它的哲学。哲学解释生存，流亡既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解释，有需要就有发明。流亡也有它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在历史中，每个人都只是一枚随波的落叶”，没错，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原乡、异乡，都是为叙述方便而设的名相。

    “是否是一种悲凉？”是的，如果你在作诗。

    “叶落了还无法归根”，这是常态。你观察过没有，一棵树，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落叶粘在根部的泥土里。你观察过没有，树根能杀死杂草，裸露一小圈土壤，吸收水分，就是这一小块圆形的湿地粘住了一些落叶，让落叶化为春泥。

    “故乡”这个词对您意味着什么？我说：“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如果见过中国人的家谱，你可以发现家谱就是家族的流浪史。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东来说”“西来说”，都说明曾辗转迁徙。你可以说，人类根本没有家，自从亚当夏娃失去乐园，人类都在地上漂流。你也可以说，天空是一个大屋顶，人从这间房子到那间房子，从这个院子到那个院子，可谁也没离开这个大家庭。

    这里有一个南美洲来的人，他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他相信他的祖先从蒙古迁到阿拉斯加，生儿育女，某一代迁到北美腹地，某一代迁到南美，经过与异族通婚生下他这样棕色皮肤的子孙，他又移民回到美国，现在他的孩子到荷兰去发展，可能在那里永久定居。“处处非家处处家”，可以说很凄凉；“大丈夫四海为家”，也可以说豪迈壮烈。这就是哲学问题，流浪的人会选择自己的哲学。

    那么，乡愁？是的，乡愁。我觉得很多人误解了这个名词。当初，青年人接受了巴金和易卜生的暗示，奋勇出走，本来义无反顾。后来反省了，怀乡是反省的一种方式，对当初鲁莽的论断、轻率的决绝、盲目的追逐，隐隐有忏悔之意。许多美好的东西流失了，此情可待成追忆，他用“故乡”当做符号来代表。

    怀乡，温柔而有情味，这是人性的觉醒，文学的伏脉。无可避免，他美化故乡，如此一消胸中块垒。人情之常：同样一个城市，住得愈熟，愈觉得小。同样一条路，走得愈熟，愈觉得短。同样一本书，读得愈熟，愈觉得薄。同样一项技巧，使用得愈熟，愈觉得容易。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地方，隔得越久，越远，越觉得可爱。

    请恕直言，非常遗憾，有人把乡愁当做我们的弱点。游子还乡，乍见亲人，互相拥抱痛哭，上了电视镜头，街谈巷议，都说这人在外面落魄了，如果混得好，何致如此伤心？富贵还乡，哪一个不是高视阔步？同胞，我朝思暮想的同胞，怎么会有这种看法？我们中间到底隔着什么，彼此相视有如异类？

    今日何日，乡愁已成珍藏的古玩，无事静坐，取出来摩挲一番。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绝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

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老舍

    近来忙得出奇。恍忽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

    每想随遇而安，贫而无谄，忙而不怨。无谄已经做到；无论如何不能欢迎忙。

    这并非想偷懒。真理是这样：凡真正工作，虽流汗如浆，亦不觉苦。反之，凡自己不喜作，而不能不做，做了又没什么好处者，都使人觉得忙，且忙得头疼。想当初，苏格拉底终日奔忙，而忙得从容，结果成了圣人；圣人为真理而忙，故不手慌脚乱。即以我自己说，前年写《离婚》的时候，本想由六月初动笔，八月十五交卷。及至拿起笔来，天气热得老在九十度（注：约等于32℃）以上，心中暗说不好。可是写成两段以后，虽腕下垫吃墨纸以吸汗珠，已不觉得怎样难受了。“七”月十五日居然把十二万字写完！因为我爱这种工作哟！我非圣人，也知道真忙与瞎忙之别矣。

    所谓真忙，如写情书，如种自己的地，如发现九尾彗星，如在灵感下写诗作画，虽废寝忘食，亦无所苦。这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种工作才能产生伟大的东西与文化。人在这样忙的时候，把自己已忘掉，眼看的是工作，心想的是工作，做梦梦的是工作，便无暇计及利害金钱等等了；心被工作充满，同时也被工作洗净，于是手脚越忙，心中越安怡，不久即成圣人矣。情书往往成为真正的文学，正在情理之中。

    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热闹非常，其实呢，它使人麻木，使文化退落，因为忙得没意义，大家并不愿做那些事，而不敢不做；不做就没饭吃。在这种忙乱情形中，人们像机器般的工作，忙完了一饱一睡，或且未必一饱一睡，而半饱半睡。这里，只有奴隶，没有自由人；奴隶不会产生好的文化。这种忙乱把人的心杀死，而身体也不见得能健美。它使人恨工作，使人设尽方法去偷油儿。我现在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在那儿作事，全是我不爱作的。我不能不去作，因为眼前有个饭碗；多咱我手脚不动，那个饭碗便拍的一声碎在地上！我得努力呀，原来是为那个饭碗的完整，多么高伟的目标呀！试观今日之世界，还不是个饭碗文明！

    因此，我羡慕苏格拉底，而恨他的时代。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忙成个圣人，正因为他的社会里有许多奴隶。奴隶们为苏格拉底作工，而苏格拉底们乃得忙其所乐意忙者。这不公道！在一个理想的文化中，必能人人工作，而且乐意工作，即便不能完全自由，至少他也不完全被责任压得翻不过身来，他能把眼睛从饭碗移开一会儿，而不至立刻拍的一声打个粉碎。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才会真忙，而忙得有趣，有成绩。在这里，懒是一种惩罚；三天不做事会叫人疯了；想想看，灵感来了，诗已在肚中翻滚，而三天不准他写出来，或连哼哼都不许！懒，在现在的社会里，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不比忙坏；忙出来的是什么？那么，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世界上必有那么一天，人类把瞎忙从工作中赶出去，人人都晓得，都觉得，工作的快乐，而越忙越高兴；懒还不仅是一种羞耻，而是根本就受不了的。自然，我是看不到那样的社会了；我只能在忙得——瞎忙——要哭的时候这么希望一下吧。

（载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益世报》“益世小品”第十五期）

歪 毛 儿

老 舍

    小的时候，我和白仁禄一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给书钱。其实，我俩真不够听书的派儿：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孙二大爷用小笸箩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地说，“歪毛子！”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的多。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可是他自己找打。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打他。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听说，他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做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本想不再绕，可是集南边有个地摊，摆着几本书，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跺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像冻在地上，不动。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走了几步，我不由地回了头。他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

    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决定回去。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无论怎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是不是仁禄哥？”我大着胆问。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的又转回来。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的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可是我没法说话了。问他什么呢？我改变了战略，开始告诉他我这些年的经过，费了许多周折，我才用上了这个公式———“我说完了，该听你的了。”“还不都在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

    “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我说。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的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

    “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自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结婚，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作的文章更周到？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艺。”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有删改）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