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礼物

（美）马林·汤普森

    我18岁的时候，离开了在美国的家，到英国的利兹大学读书。在这里，我生命中有一段既激动又痛苦的经历。说激动，是因为进利兹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就在我入校不久，我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在英国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还没有适应周围的的一切，就要独自一人默默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时，发现一位老者一手拎着一袋苹果，一手拄着一根拐杖，步履蹒跚。我赶紧跑过去，扶住他并替他拎着苹果。

    “谢谢你，姑娘。”他说，“不要替我担心，不碍事。”他对我笑，让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他不只是用嘴在笑，而且明亮的蓝眼睛里也漾着笑。

    “我能陪您走一段吗？”我问，“免得这些苹果过早地变成苹果酱。”

    他听了哈哈一笑，说：“这可就要让你费事了。”

    他告诉我他叫伯恩斯，路上，伯恩斯先生的身子几乎全部要靠那根拐杖支撑。到了他的家，我帮他放好东西，并帮他准备了英国特有的下午茶。他没有强烈地拒绝我，我把这看作是对我帮助他的答谢。

    我问他以后是否还能再来看望他。他笑着说：“我从来不拒绝好心姑娘的帮助。”

    第二天，我还是在那个时间来到他家，帮他做了一些家务，虽然他没有请求我照顾他，但他也没有拒绝我的帮助，他那根拐杖足以说明他的确需要帮助。他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我的父亲刚刚去世，但我没有说更多的事情。他让我看了桌上的两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这是两个女人，一个显然比另一个年长，却长得非常像。

    “这是玛丽”，他指着照片说，“我的老伴，已经去世6年了。那是艾丽丝，我们的女儿，是一名护士。她比她母亲去世得还早，对玛丽打击真大啊!”

    我流下了眼泪。我为玛丽流泪，为艾丽丝流泪，为老而无助的伯恩斯先生流泪，也为我的父亲流泪，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我竟未能亲口与他道别。

    我一周看望伯恩斯先生两次，时间是固定的。我每次来，他都坐在椅子上，一旁的墙上靠着他的拐杖。他对我的到来似乎总是非常兴奋，尽管我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照顾这个老人，但我还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听我倾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感到高兴。

    我给他准备了下午茶，我们的交谈就开始了。我告诉他，在我父亲去世前两周，我曾因一件小事与父亲发生了争吵，而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道歉了。

    虽然伯恩斯先生也不时插上几句话，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听我说话。他不只是在听我说话，更是像海绵一样吸进我诉说的每一点内容，并用他的经历及时佐证我的话。

    大约一个月后，在一个“非看望日”，我打算去伯恩斯先生家。我没有预先打电话，因为我认为我们似乎不需要那样的礼节。进了他的家，我发现他在花园里干着活儿，手脚麻利，动作轻快。我惊讶万分，这么利索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用拐杖？

    “哦，姑娘，你来了。这次让我给你沏一杯茶，你看起来累了。”他说。

    “可是，”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想……”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姑娘。你第一次在超市看到我那天，我扭伤了脚踝。”

    “可是，您是什么时候康复的？”

    他的眼睛眨眨，看上去既快活又怀着歉意，“我想，我们见面的第二天我的脚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呢？”我纳闷地问。他显然不会为了骗我为他做下午茶而故意装出无助的样子。

    “第二天，你又到了我家，从你的话中，我知道了你的苦闷。对你父亲的死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你感到孤独和沮丧。我想，这个小姑娘需要一个老东西的肩膀依靠一下。但是我发现，你在告诉自己，你来看望我是为了照顾我，而不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知道我其实非常健康，你还会再来看我吗？我想，你需要对人诉说，对一个年长的甚至比你父亲还年长的人诉说。”

    “那这根拐杖呢？”

    “哦，这的确是一根好拐杖，一般情况下，我用它郊游和爬山。也许什么时候你愿意与我一起去。”

    不久，我们一起去爬了山。伯恩斯先生，一个我打算去帮助的人，帮助了我，送给了我一份用时间精心包装好的礼物。

马罗大叔（节选）

陈忠实

    饥饿像洪水猛兽一样咬噬着我的心！

    我走出门，村巷里死一般沉寂。没有月亮的秋夜，田野里一片黑暗。正在孕穗的包谷林里，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包谷棒子的腻腻的甜香气味，我在水渠边站住了。

    我伸手摸到一根包谷杆子，掰下一个又肥又粗的棒子，三两把撕掉嫩皮，蹲在水渠沿儿上啃起来。包谷粒儿里的乳汁竟然溅到眼睛里，我一定是啃得太猛太快了。嫩包谷粒儿在嘴里，还没有来得及嚼烂，就滚进肚子里去了，几乎尝不出什么味，只觉得十分香甜。

    我把啃光了的包谷芯子丢到水渠里，再伸手摸到又一个包谷棒子，却猛然看见一个人，正站在三五步远的大柳树下。我一惊，一愣，从身影和体形上，立刻辨认出来，那是马罗儿，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的老光棍儿。我也不知凭什么勇气，没有撒腿逃遁，也没有向他求饶，而是毫不动摇地把那个已经抓摸到手的包谷棒子，“咔嚓”一声掰了下来，三两下撕开嫩皮，蹲下身，又啃起来了。

    “哼！你倒胆大——”他冷笑着说。

    “跟我走！”马罗吼着。

    顺着水渠往东走，我就看见一盏马灯萤萤的亮光，那马灯正挂在老光棍住的庵棚上。

    “坐下！”他的头一摆，对我吼 喊。

    “啊……嗨嗨嗨嗨嗨……”

    突然间，他放声大哭起来，那粗哑的男人的哭声，从他喉咙里奔泻出来。像小河在夏季里突然暴发山洪，挟裹着泥沙、石头和树枝，带着吼声，颤动着四野。马罗伸出双臂，把我抱住，硕大的脑袋压在我的胸膛上，哭得更加不可收拾。他粗壮的身体颤抖着，两条铁钳一样的手臂夹得我的肩胛骨麻辣辣地疼了。

    松开抱着我的手臂，他哭溜着声儿颤颤地说了一句：“咱们……好苦哇……”

    我再也支撑不住了，心酸了，腿软了，一下子坐在茅草庵棚门口的树根上，双手捂住脸颊，哭起来了。

    老光棍马罗，像疯了似地在庵棚前的草地上，跳起又落下，破口大骂：“你他妈的‘假积极’！你欺哄毛主席，放你妈的臭‘卫星’！你得了奖状，叫俺社员跟受洋罪——啃生包谷棒子！”

    戒备，羞愧，所有这些复杂的心情，全都随着马罗的骂声跑掉了。马罗蹦着，骂着，声音渐渐远了，钻进包谷地里去了，随之传出咔嚓咔嚓的断裂的脆响。

    他怀里抱着一撂包谷棒子，扔到庵棚口的草地上，点燃麦草，再加上树枝，火苗哧哧哧蹿起来，冒得老高，在一个用铁丝扭成的支架上，摆上了嫩包谷棒子。他咕哝咕哝地说：“咋说也不能……啃生的……”

    干透的树枝燃烧起来，噼啪作响，火声是这样富于生气。我坐在火堆旁，看火苗忽而落下又忽而蹿高，在秋夜的黑幕中辟开的光亮的空间，随着火苗的起落忽而缩收又忽而扩大。火苗在树枝上跳跃，从燃烧着的枝条上攀援到刚添加上去的树枝上，像万千猕猴在树林里嬉闹，跳跃翻跌；无数条火苗拢在一起，就组成一个火的世界，充满了活力。

    马罗大叔坐在一块河卵石上，两手搭在撇开的膝头上，挺直腰板，俨然一副用斧头砍削出来的青石雕像。火光映照着他的脸，一会儿明亮，一忽儿灰暗，四方脸中央，雄踞着一宽大的蒜头鼻子，脸颊上有两道粗糙的大动脉似的皱纹。这张脸上，现在呈现出安详的神态，专注的眼神。他间或用右手里的树枝拨弄一下火堆里的柴枝，甚至歪一歪脑袋，向火堆里吹两口气，然后又坐直了，却不开口说话。

    “吃——熟咧。”

    他从火堆里的铁丝架上取出一个包谷棒子，甩过来，撂到我的怀里。一股热气饱溶着浓烈的香甜气味扑鼻而来。软软乎乎的包谷粒儿，酥软香甜，一口咬进嘴里，我的眼泪禁不住扑洒下来了。

那晚我没有回家，和马罗大叔挤睡在他的庵棚里的吊床上。

（选自《陈忠实文集》）

瓦尔特·施那夫斯奇遇记

[法]莫泊桑

    自从随军入侵法国以来，瓦尔特·施那夫斯觉得自己处处背时不顺。他身体肥胖，走起路来很费劲，老是喘气，他那双又肥又厚的平脚板，痛得他苦不堪言。

    每当夜幕降临，他裹着大衣躺在地上睡觉，这时，他总要久久地思念着留在家乡的妻子儿女。碰到好吃的东西，他总是细嚼慢咽，仔细品尝。他常这样想，人一死，世上一切良辰美景、欢快幸福岂不立即就化为乌有。

    他所属的那个兵团向诺曼底进发。有一天，他奉命跟一支小分队外出侦察。田野里一切似乎都毫无动静，这些普鲁士人放心大胆地走进一个沟壑纵横的小山谷。突然，枪声大作，猛烈的火力阻挡了他们的去路，他们队伍中立即有二十来人被撂倒。一支游击队从一个巴掌大的小林子里直扑而来。

    施那夫斯起初愣在那里没动，他一时不知所措，竟忘了赶快逃命。随后他才拔腿就逃，但立即又意识到自己慢得像一只乌龟。这时，他看见，在他前方六步开外有一道宽宽的地沟，上面长满荆棘并有枝叶掩盖，他猛然双脚一并，纵身往沟里一跳，正如从桥上往河里一跳那样。

    有一段时间，枪声、叫喊声与呻吟声仍清晰可闻。后来，一切归于平静，寂寥无声。

    这个普鲁士大兵开始盘算起来：我该怎么办呢？如果回部队的话，那又要去过开战以来那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每天忧心忡忡，惊恐不安，疲劳难耐！

    可是，到底怎么办呢？总不能老待在这条沟里，一直到战争结束。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吃东西呀！他突发奇想：“如果我当上俘虏就好了。”此一奇想既出，他的心就兴奋地跳动起来。关在看管严密的牢狱里，有吃有住，枪弹打不着，刺刀碰不上，什么都不用害怕了。

    夜幕突然降临，一片晦暗，万籁无声。他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夜色中只要有一点轻微的陌生的声响，他都要吓得打哆嗦。正好有只兔子屁股擦到窝边发出了响声，险些吓得施那夫斯拔腿就逃。猫头鹰的叫声，更是把他的心撕碎了，使他感到一阵阵突如其来的恐惧。

晨光又重新照临他头上。他又开始进行守望。

    一直又到了夜幕降临大地的时候，他不失时机悄悄地爬出地沟，猫着腰，胆战心惊地朝远处的城堡走去。城堡底层的窗户都透出灯光，其中有一扇窗还大大地敞开着；一阵浓浓的烧肉香从里面冲出来，钻进了他的五脏六腑，使得他呼吸急促，勇气骤增。

    于是，他不假思索，戴着尖顶盔就冒冒失失出现在那个窗口。

    屋里有八个仆人，正围着一张大桌子吃晚饭。突然，他们瞧见了敌人！老天爷啊！普鲁士大兵攻进城堡了！在场的人争先恐后站起来，一阵混乱。转眼间，人就跑空了，只剩下那张堆满了食物的桌子。施那夫斯则对眼前的这一幕感到莫名其妙。

    他迟疑了一会儿，就爬过窗台，朝那一桌食物走去。

    当一群武装到头发的士兵迅速抢占了整幢房子的时候，施那夫斯正在那里呼呼大睡。五十枝上膛待发的枪一齐对准了他的胸，接着，把他从头到脚捆了个结结实实。一位军服上镶着金线的胖军官，大喝一声：“你被俘虏了！投降吧！”

    施那夫斯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现在的确是面带微笑，因为他确认自己终于当上了俘虏！

王烈：甘做乡野一画贤

罗先哲

    ①王烈学画之初，就对兰竹情有独钟。四十余年来，他对宋代文同至清郑燮、蒲华等一百五十余位兰竹大家的作品，逐一反复研究，探索其神韵，得其精髓，力创新意，建造着属于自己的艺术殿堂。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烈得知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教授家中有一部日文版的《支那书画大成兰竹集》。这部书在山东已是孤本，于先生视为家宝，从不外借。一个深秋飘雨的季节，王烈从淄博赴济南于先生家登门求借。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又当场作画。于先生被王烈的真诚和执著所感动，破例将画集借给王烈，但与其约法三章：一是只能自己看；二是必须亲自送还，不准邮寄，不准托人捎送；三是限期七天。王烈抱起画集，如获至宝地急速赶回淄博。他买了几大包饼干，提了几暖瓶开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整整五天六夜，他未走出房门，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又临摹了二百八十六张兰竹画。第七天中午，王烈赶往济南，推开于先生的家门。当于老得知他在五六天内竟然临摹了那么多兰竹画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王烈异常疲惫地赶回淄博，回到宿舍怎么也脱不下鞋子——脚背肿得撑破了皮，小腿肿得像牛腿。正是凭着这种执著精神，他的绘画技法越来越精。

    ②“师从古人，师从造化，师从我心”是王烈从事国画创作以来坚定不移的信念。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王烈九下江南写生。其间，同去的画友都忙里偷闲逛城市，买东西，他则一头扎进竹林里，细细观察体会，找素材、写生，一画就是几个小时。风雨雾露、春夏秋冬，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季节竹子的变化，历历在目，颇有心得。每次从江南返回淄博后，几百张写生素材摆满了床上地下，王烈一张一张地回想着翠竹的长势与变化。一时兴起，挥毫即作，江南幽篁，亭亭立于纸上。每一张画中，都融入了他的心血和才智，韵味无穷。

    ③在传承与变革的问题上，王烈经过多年的思索，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践着。一是探索画竹的构图，大胆创新，不拘泥于古人，亦不蹈今人，精、简、奇、崛；二是在题款上，善于用简洁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词语，使题款与画作和谐一体，珠联璧合。东营市作家协会主席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王烈先生的兰竹，按其功力来说，已经可以进入大师之境界，但先生的闲云野鹤孤傲不群却影响了作品的传播。”

    ④“闲云野鹤，孤傲不群”。王烈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传统文化人的这种品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届不惑之年的王烈，远离闹市，在颜山城南山顶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那原是看林人的山房，这座小山房，不足二十平方米，四周无路，全是碎石，路滑难行。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除非有紧急的事情他才下山到单位去，平常就在此专心致志地创作，生活非常艰苦，他却十分舒心。

    ⑤1993年内退后，王烈毅然离开城市，回到老家利津县台子庄的老宅子里。干干净净的农家院落，低矮的院墙，简陋的木门，门上方镶着“兰竹苑”的牌匾，院里栽种着翠竹和兰草，满院滴翠。屋前有供来访朋友喝茶、聊天、下棋用的石桌石鼓。堂屋门口贴着他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泥舍久居心自乐，下联为：篱院长守身更舒。横批：老屋隐士。

    ⑥有媒体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何避居乡间，王烈坦诚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在什么情况下才觉得遗憾和愧疚？决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地位、金钱和荣誉，而是作品缺少激情和灵感，没有把内在的感情倾泻出来。艺术需要孤独，艺术家需要静心。”

    ⑦王烈对自己的绘画要求非常严格。每次画好一幅画，总是要挂在画室的墙上自己先看。看上几天后觉得不足，心中萌生出新的章法和构思，就铺纸挥墨另画。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每作一幅画他都认为不完美。“画，愈画愈难。”这是王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时常对人们说：“我画画永远从零开始，永远在起跑线上。”

    ⑧王烈在艺术创造上一贯主张求真，鄙视哗众取宠，不愿包装与炒作，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进行国画艺术的探索。不逐名利，务实自励，默默耕耘。“退掉官方协会茧，甘做乡野一画贤。写兰写竹写自我，自由自在天地间。”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身后的眼睛

曾平

    那是一头野猪。皎洁的月光洒在波澜起伏的包谷地上，也洒在对熟透的包谷棒子垂涎欲滴的野猪身上。

    孩子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野猪的眼睛也睁得圆圆的。孩子和野猪对视着。孩子的身后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那是前几天他的父亲忙碌了一个下午的结果。窝棚的四周，是茂密的包谷林，山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

    孩子把手中的木棒攥得水淋淋的，这是他目前唯一的武器和依靠。孩子的牙死死地咬紧，他怕自己一泄气，野猪趁势占了他的便宜。他是向父亲保证了的，他说他会比父亲看护得更好。父亲回家吃晚饭去了。孩子是吃了晚饭之后主动向妈妈提出来换父亲的。

    野猪的肚子已经多次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野猪眼露凶光，龇开满嘴獠牙，向前一连迈出了三大步。

    孩子已经能嗅到扑面而来的野猪的臊气。

    孩子完全可以放开喉咙喊他的父亲母亲——家就在不远的山坡下，但孩子没有。孩子握着木棒，勇敢地向野猪冲去。尽管只有一小步，但已经让野猪吃惊不已。野猪没有料到孩子居然敢向它反击，嗷嗷嗷地叫个不停。野猪的头猛地一缩，它准备拼着全身的力气和重量冲向孩子。

    在窝棚的一个角落，一个汉子举起了猎枪。正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一双手拦住了汉子。

    汉子是孩子的父亲。拦住孩子父亲的是孩子的母亲。

    孩子的母亲一边拦住孩子的父亲，一边悄悄地对孩子的父亲说，我们只需要一双眼睛！汉子只好收回那只蓄势待发的手。

    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眼睛全盯在孩子和野猪身上。月光洒在孩子父亲母亲紧张的脸上，他们的担心暴露无遗。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已经躲在窝棚的角落有些时候了。孩子没有退缩，也没有呼喊。他死死地咬紧牙，举起木棒严阵以待。

    野猪和孩子对视着。野猪恨不得吞了孩子。

    孩子恨不得将手中的木棒插进野猪龇满獠牙的嘴。

    野猪喘着呼噜呼噜的粗气。

    听得见孩子的心咚咚地跳动。月光照在孩子的脸上，青幽幽的。一粒粒的细汗，从孩子的额头缓缓地沁出。

    野猪的身子立了起来。

    孩子的木棒举过了头顶。他们都在积蓄力量。

    突然，野猪扭转头，一溜烟儿地，跑了。

    孩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屁股瘫在了地上。

    孩子的父亲母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了过来。父亲激动地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父亲的脸上全是得意。

    孩子看见父亲母亲从窝棚里走出来，突然扑向母亲的怀抱，号啕大哭。孩子不依不饶，小拳头擂在母亲的胸上，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一点儿也没有了先前的勇敢和顽强。

    孩子的母亲抱起孩子，重复着孩子父亲的话，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母亲的脸上全是赞扬。

    孩子依然不依不饶，哭着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母亲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帮了你啊！我和你父亲用眼睛在帮你！

    孩子似懂非懂？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父亲母亲的眼睛，父亲母亲的眼睛和平时一模一样，怎么帮自己的啊？

    那孩子就是我。那年我七岁。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一味味地抓药……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5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