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摘编自张国刚《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材料二：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是英国贵族“白日中天”的兴盛时代。他们在与王权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中，实力与王权渐趋接近。于是，明确规定贵族与君主封建关系的《大宪章》被认真制定并被屡次颁布，独具英伦特色的议会两院产生了……他们从此成为英国世俗贵族和议会上院的主体力量。……不列颠的贵族群体在产业革命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在政治改革运动中把握并遏制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在经济领域扬眉吐气，在军事、外交等领域高视阔步。19世纪后期以来，英国世袭贵族终于到了穷途末路。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贵族史》

材料一

唐代长安人口“不啻百万”。城市呈棋盘状布局，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城内拥有108个坊，坊以外有东、西两市……全国和外国的商人，从四面八方汇聚京都，兴贩贸易。关于两市的行业。仅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铁行、内行、笔行、大衣行……波斯邸等等。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唐肆则“如东市”。

——摘编自子墨《唐代工商业的繁荣与商业城市的崛起》

材料二

据周邦彦《汴都赋》记载，宋京城汴梁市场上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无所不有，不可殚记”。宋代的早市“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天明，羊头、肚肺……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然后饮食上市”。在潘楼东十字大街，每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领袜之类，至晓乃散，谓之鬼市子”。

——搞编自罗吉义《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政策》

材料  城市化固然是宋代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象征，然其负面影响也不容被忽视……城市经济活跃，市区面积扩大，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土地、水源等资源相对短缺，各种垃圾、污秽也随之增加，城市的水源、土壤乃至空气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污染。城乡差别的加大引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迁徙，难以果腹的灾民可能遗尸街头，城市内部贫富分化也很严重，孤贫之家无力殡葬，更使得城市沦为疾疫暴发的中心。

疾疫的严重威胁使得宋代城市管理者们面临着重大考验，促使他们审慎探究致疫成因，妥善拟定处置方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应对城市防疫问题，防疫观念为之一变，城市防疫制度随之发展。宋代统治者通过采取整治城市周边环境、积极推广医疗防疫、主动隔离疾疫病患，以及埋瘗尸骸等措施，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防疫制度。这些制度在特定历史场合无疑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宋代以迄明清城市防疫制度的核心部分。

——摘编自余小满《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