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医院以济疾苦。”

——洪仁玕《资政新篇》

材料二：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所学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的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惜乎当时（注：19世纪末）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之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于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四：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材料一：近代中国铁路修建权多半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掠夺，这些铁路不但被这些国家经营，路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但京张铁路则与之相反，在当时这场中外铁路利权的争夺战中，中国最终取得了自修京张铁路的胜利，“不但建筑之资本为国有，建筑的计划亦是我国工程师所计划”。京张铁路沿途地形、地貌条件复杂，尤其是八达岭居庸关附近，需要开山凿洞，工程艰巨，但詹天佑先生创造了人字形路线解决了关沟段通车难题。通过修建京张铁路培养了大批的铁路人才、传播了铁路技术，为中国铁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摘编自姚兴哲《晚清京张铁路自主修建政策的由来》

材料二：随着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詹天佑毅然公开出面抗争。1911年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粵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希予支持”，并公开致电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要求两公司协同抗争保路……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詹天佑在主持粵汉铁路建造的岗位上，不断以铁路建设的新成就，表达他对民主政权的支持。詹天佑也以自己的极大的热情、丰富的学识与在铁路工程界的威望，支持孙中山的雄伟的铁路建设计划。詹天佑还积极帮助孙中山制作详尽的规划与措施，认真提出多种有价值的意见。

——摘编自经盛鸿、孙燕《詹天佑与辛亥革命》

材料一：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材料二：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议，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三：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应付时局的三策：“第一日‘采法、俄、日以定

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第二策日·大集群贤以政变!’；第三策日‘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摘自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

材料四：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就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摘自陈独秀<警告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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