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束伴地莲
       ①在我的故乡，每年春天，都遍生一种野草，或许因为多，平常至极，很少有人能叫出它的名字来。尽管一眼就能认出它高高的枝，苍绿的叶。
       ②早春它是不开花的，到了春末夏始，桃花李花都一齐谢了，大地又显单调的时候，它才绽开一粒粒小骨朵，雪白的瓣，乳黄的蕊，不足指甲大的小花儿开在坡上、荒地头、野沟边，如夜空里的繁星，簇簇丛丛灿烂一片，随风散布一种沁人的苦香。
       ③在我的印象中，它的花期很长，要过一整个酷烈的夏季，似乎在仲秋前后，也许会有两三朵小花稀疏散杂在日渐寂寞的景色里，而那枝叶，却也是褪了绿，转入翠黄，尔后再无可逃避地被季节洗蚀了色彩，被干燥的秋风榨尽了水分，被霜露浸得枯脆干焦。其时，它便成了一味药了，这在普通的乡人眼里是不识的，更不知它竟有一个美丽得几近脱俗的名字：伴地莲。
       ④我知道伴地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时父亲已在遥远的江南工作，家里全靠母亲操劳，我又病了。就在那样一个雪落之后的冬天的傍晚，母亲背我去山后的医疗社看医生。临走，医生递给母亲一截枯草，叫母亲去野地里找，拿回去洗净切碎煮水给我喝，医生说它能治我的病。
       ⑤归途中升起了一轮月亮。月亮很圆，被雪地衬映得更加明亮，我至今还记得那时看见远处雪原中静卧的村庄。
       ⑥母亲背着我就在这样一个有积雪的月夜里走。边走，她边踢开路边的雪层，寻找和她手里一样的那种春天遍地都是的叫做伴地莲的野草。因为孩子们的野火早在秋天就已烧遍，母亲收获不大。邻近村庄的时候，她又拐了个弯，绕上一段河堤。河堤离村庄较远，然而仍没有逃脱家乡习惯性的秋季烧荒的野火。这叫母亲失望，同时也加大了母亲搜索的范围。就这样，母亲终于没有防备地滑进了一段被挖开用来排水的坑里。坑很深，幸亏坑底雪厚，母亲除了一场虚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不记得那时我有没有因为惊吓而嚎啕大哭，我只记得母亲正说要往上爬，竟意外发现坑壁被踢开的雪被下掩盖了一丛她急欲寻找的那种枯干的草，我记得那时母亲在明亮的月亮地里止不住惊喜而连声赞叹。
        ⑦这以后，很长一段日子留在我印象里的就是这药的苦味，苦不堪言。母亲便用作为口粮的山芋反复煮熬，熬成糊状，熬出更浓的糖味，拿来做我喝药后的奖励。在我童稚的记忆里，极苦之后，那一小勺山芋糊竟是此生再难以体验到的甘甜。
       ⑧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常为自己记忆细节的清晰而诧异，然而母亲却证实了它的真实。那时，我的孩子正趴在她的怀里撒娇，她愣怔片刻，顺着我的提示她终于回想起来，她告诉我那时我患的是一种急症肝炎。她说，第二天秋天，怕我病犯，早在烧荒前她割了一大捆回来，拿绳束了，系在屋梁上，以作备用，只是再没有用着，直到迁来南方，老屋卖给人家也没有取下。
       ⑨然而我却没有遗忘，那一束伴地莲烟熏火燎黝黑地挂在我老屋的梁上。尽管与母亲的回忆有些许出入，然而那晚雪地里的月光却真实地穿越二十多年的积尘落入我充满疲倦的梦中。
       ⑩活着是件艰难的事，我时常这样想。生长中的许多不易处，让我越发知道，世间真正美好的东西实在太少。于做人的困顿里偶然回顾尚能发现内心深处还有可以寄托的空间，不致全然没有了信心，这，要感谢母亲。

                                                                                                                           (《散文》1997年9月)

举家之重

赖赛飞

    碾米厂在充满天籁的村庄是个考验人耐力的存在。空气中充斥着各种裂变：柴油机剧烈抖动发出的轰鸣声，仿佛濒临散架的极限；皮带接头与轮子哗哒哗哒的摩擦声，似乎即刻要爆裂；粉尘升腾弥漫，像原地打转的沙尘暴将一切裹扶。噪音与粉尘之外，碾米机进料斗如没及时填料，就因空转发出极其尖利的啸叫，带着明显的金属切削性质，闻者丧胆，汗出如浆。

    机斗口距地面大约一人高，一担稻谷碾三遍就变成了三担，分装在藤箩里，一一托举上去。按理说家务事在以往的农村归妇女承担，但碾米除外。主要是碾米师傅要照管机器，上料由各家自行负责，干这活个子要高，力气要足。

    那年，村里的公共碾米厂停用，父亲将机器买了回来，经过一番修理，这台碾来机被安装在我家西偏房里，又恢复了机声烈烈。从此村人随时来艰米磨粉。

    自从碾米变成了私家服务，上料的活就落在了母亲身上。

    对此，父母都不能抱怨，甚至要感激，何况我们。

    有时忍不住下楼打开偏屋的门，看见关机后的父亲一身皑皑站在后门呼吸新鲜空气。蒙尘的母亲还在弥漫的粉尘中挥舞扫把。很久以后才能听见她用围裙大力抽打自己的劈啪声。

    有时中途打开，只听见噪音陡然放大，混合密集的粉尘轰然涌来，像堤坝炸开后浊流滔天。

    不管哪种情形，母亲都会有同样的反应：“眼睛呢？没看见吗，快把门关上，出去！”在母亲的疾言厉色中，我退了出来，像退出战争，留她在战场。

    后来，碾米厂多起来，竞争激烈。家里又买了台小的机子安装在手拉车上到处推着上门给人碾米，差不多是将稻谷从人家家里拿来分成米和糠后再送还到人家手里。便利到人，辛苦付出，才有看得见的收成。

    母亲身材极其矮小，一般尺寸的灶头使用起来都嫌吃力，她担任的举重任务与她的体格明显不相匹配。一藤箩装满的份量在四五十斤，最主要的是要连续不断、快速地举，这对不是务农出身的母亲是个磨难。安装在手拉车上的机子高度比家里的更高，她只能拼了命举上去，像在殊死博斗——对她而言每一次都是极限。

    而机器在飞速转动，如雷神督工，极具威慑。

    没有中场休息，没有鼓励，没有安慰。

    母亲平时极克己，通常只吃些泡饭就着隔天的剩菜。有一阵子，她在碾米回来的路上对父亲念叨吃些什么。暂时卸下重负的母亲也在一丝庆幸中说起了笑话：真想炖黄鱼肉淘酒啊，一大锅——那时候肉比黄鱼贵。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举不动了，途中不得不先提至一只膝盖上喘口气再往上托。

    吃了也许就有力气，不被压垮。

    父亲将塑料袋里的一小堆零币陶出来一五一十地数。

    数完便回笑她，你画一只在嘴边吧，或者跟嘴讲讲好话，哄住它。

    那时候碾米的价格是100斤2元钱，照此算来，碾上3000来斤60元收入，给各家抹去零头，也就50多元，再扣去成本，剩下30多元，就只有一碗黄鱼肉淘酒的价值。

    我算了另外一笔帐，3000来斤过三遍，母亲每天练举重近两百遍，总共举起近万斤。如果生意好，这个重量还会往上加。

这远不是一顿黄鱼肉淘酒能提供的，然而母亲一直吃的清汤寡水。不但父亲惊讶她像只小蚂蚁，却举得起这么重的份量，连母亲自己都觉得多年坚持下来没有倒下是个奇迹。但她身上并未因此显得结实强壮，使我觉得她是凭内力来举起的而不是真正具备相应的肌肉力量。

    家里的经济大权掌握在母亲手中，但她就是对自己的心愿下不了手，她所想要的外力支持，其实仅仅是口头支持。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读书。如果他们是源头活水，我们则是几个不停消耗着水源的渠道。直到上大学，家里从来没短过我们的学杂费、生活费。

    那道晚风里不存在的黄鱼肉淘酒香味，画饼充饥一样刺激着母亲的味蕾，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成了一向克己的她无法抹去的遗憾——后来她吃到的每一顿都无法替代。我不止一次闻到它在时间深处发出的强烈香味，使母亲越来越念念不忘。

    这几年来，肉不贵重，黄鱼普遍养殖，只是要讲究饮食健康，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炖黄鱼肉淘酒。庶几品尝母亲惦念的味道，沿袭她传承下来的老式炖法：加陈酿黄酒、黄冰糖、黑枣，直炖得鱼肉同酥入口即化为止。在这过程里，香味慢慢氤氯了周围的空气。

    在香气里想念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