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长1214公里的铁路干线芦汉铁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一位到过汉口的英国人曾感叹，中国“内地商人很快地利用起这一改善了的交通条件''．就连汉口“草庐茅店，三五零星”的硚口至谌家矶一带，也变得“三十里几比室直连矣”。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投资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设备从外国引进，甚至“炮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技术上依靠洋匠，如左宗棠任命日意格、德克碑为福州船政局正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江南机器局由巴斯主政；在民用工业中，洋人掌握大权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清政府派出去的留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得到重用。轮船招商局1886年的144个船长和机械人员全部是洋人。

——摘编自夏东元《洋务运动史》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我国并供应成套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提供了重型机器设备、机床等产品的设计及其制造技术，以及合金钢、石油产品等加工技术。苏联和东欧各国来华技术专家达到8 000多人，同时还为中国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7 000多人。到1957年底，中国工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工业建设所需设备的自给率达到60%，钢材的自给率提高到86%。到1959年，中国已经能承担大部分勘察设计工作和大部分配套设备的制造任务。

——摘编自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