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二：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它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弥补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请回答：

材料一：儒家思想要生生不息，就必须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积极接受和吸收外部的文化因素，才能适应阶级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获得常新的生命。

——摘编自陈炎《从儒学的历史演变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

材料二：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中国古代的农学很发达，仅农书即达三百余种，因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学说所憧憬的“德治”、“仁政”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中国文化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自然界的天体便有了伦理的属性，天文学也就成了佐证“天人合一”的自然知识与纲常伦理相契合的学科……儒家坚持“经世致用“济世拯民”的道德理想，所以古代的科技活动也就毫无例外的带有超强的工具性，并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繁荣的原因。由于儒家哲学偏重于“修身养性”，注重精神内涵，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客观上也限制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郭洪纪《儒学哲学与中国古代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