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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化的进化是非线性的,是可以断裂和迅速消亡的。历史上一些伟大文明的消亡就是明证。所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抵御单极化和文化整合效应,也是我们应当积极支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整合效应,已经导致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许多文明形态的边缘化。以某些大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统摄力和冲击力,引起了全球许多国家的高度警觉。这两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文化安全”的讨论,就是一种防御策略和姿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倡导。

    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是这么表述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我国各民族在文化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主流社会和管理阶层所关注的。以前人们多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评判其高下雅俗,并分别予以对待,这有其历史的理由。现在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各有自身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它们是守法的、文明的,其文化权利都是平等的。目前我国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不仅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提倡对民族文化作同情的理解和增强文化包容精神,提倡民族理性,防止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抑制民族主义的狂热与偏激,以利于民族平等和团结和睦。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清一色的社会,而应是文化领域多元和谐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在政治原则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又能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给各族人民的特色文化提供自由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尊重差异”,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并不是遵循文化相对主义或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而固化、甚至扩大差异;“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如果我们只看到表象差异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就会陷入否定人类统一性的泥萍;如果我们只追求形式统一的同一化和普同化,就会落入否定人类多样性的陷阱。

(摘编自商文莉《从民族平等看文化相对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一些伟大文明的消亡,促使我们积极支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B、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必不可少,因此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C、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以前人们多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评判民族文化,并加以区别对待。 D、要实现民族的平等,就必须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历史和现实两个不同角度,阐述了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 B、文章用引证法论证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及其价值,增强了论述的权威性。 C、文章将文化相对论与进化论进行了对比,以突出人类观念的发展进步。 D、文章论证了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和方法,以提醒人们不要误入歧途。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面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和威胁,只有倡导文化多样性才能保护各国的文化安全。 B、从文化相对论角度看,民族文化各有自身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各种文化应享有平等权利。 C、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文化整合效应对传统文化的杀伤力,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背景。 D、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族人民的文化都能够在和谐宽松的环境中获得自由同等的发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苏轼的意义
李泽厚
    ①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们最亲切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它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着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的人物,原因在哪里呢?
    ②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更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如果可以说,《春江花月夜》(张若虚)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的情况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觉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吗?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社会、人生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③在古今诗人中,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④但是,苏轼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摆脱的出世的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绝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此。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轼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延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李振宏

    ①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②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平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论证。

    ③《周易》“革卦”曰:“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④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⑤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事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⑥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⑦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⑧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造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⑨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  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很多经典文学作品最近被贴上了“毁三观”的标签:《红楼梦》写的是“富N代的爱恨情仇”,《包法利夫人》写的是“爱慕虚荣的白富美”,《追忆似水年华》被认为是“体弱多病的高富帅写了本无病呻吟的碎碎念”……经过时代检验的经典作品怎么在一些读者眼中变成了“毁三观”的作品呢?

    标签可能是彰显特质,也可能是偏见障目。标签会使人无视作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了解的动力。作品是作家无声的申辩。包法利夫人自杀是时代的悲剧,福楼拜深刻揭露了造成这一恶果的各种因素,这种对个人、社会的批判不是“爱慕虚荣”的标签所能囊括的。马克思的女儿在英文版《包法利夫人》导言中指出:福楼拜的这部作品的实质是道德的,健康的;我们见到了邪恶,但没有被它所感染。

    人需要审视自身的存在状况,而文学正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文学的世界里不是简单呈现好人与坏人的对立,那里只有人的棱镜,作家没有站在道德的彼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德行有亏就是“毁三观”?难道高大全就好?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展现人的复杂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道德的边界,对逾矩、背德、困境的描绘,同时也是对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文学以不同于科学的方式揭示出生活中某一事件的普遍性,披露生活本质的一棱一面,都是意义生成的基石。文学作品对人性的剖析、对救赎的探索,对读者有着重要的警醒、借鉴意义。文学作品在时间的链条上点亮智慧,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和生命的可能性,在心灵的对话中,用艺术形象去涵养、发展、健全人格,让世界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模糊,让读者心理成长。从《俄狄浦斯王》到《背德者》,其中的自我救赎、对善的呼唤,引发读者共鸣、带来反思,最终产生心灵的净化,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文学的文献价值在于它是时代的纪念碑,《红楼梦》中的时代风云、《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世态人情,都是作品得以成为世界经典文学的过硬理由。文学既再现生活,也造就生活;既照亮远方,也照亮深渊。文学中建基于大地的世界,经由读者得以呈现。当作者与读者的心境在碰撞中生成意境,作品对读者敞开了,读者因简化而遮蔽的行为是对作品的不尊重。读者的评判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质疑,从更高更广的维度审视作品、自我、生活、时代,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只顾贴“毁三观”的标签,却没有细想人性的复杂、生活的百态,确实有失偏颇。

    现实主义文学特别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悖谬、失落、迷茫……现实主义展现着人的个性、共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呈现的正是从揭示社会谬误案例到进行经验教训总结的心路历程。在“加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时代现场秉笔直书。正如作家加缪所说,写作“是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选自2018年10月26日《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在美国文化和图书分类中,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是两种主要的类型,虚构文学主要指小说"戏剧、诗歌等,非虚构文学则是纪实文学、散文、传记、调查报告等。1966年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冷血》被视为非虚构文学的发端,作品凭借对新闻背后故事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社会60年代的自我反思、批判之中。

    回到中国语境,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大致有两个脉络,一个集中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如《中国在梁庄》《大地上的亲人》等作品;二是集中在新闻领域,借助移动互联网平台,非虚构式的新闻报道如《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少年杀母事件》《了不起的茅侃侃》等成为“10万+”文章。前者主要是专业作家或和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写作者完成,后者基本上是新闻人、媒体人,很多有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对纸媒等传统媒体带来多方面的冲击,使得传统新闻业面临危机,体现之一是很多资深记者跳槽到移动互联网平台,如正午故事、谷雨故事、真实故事计划、《人物》、《南方人物周刊》等。由于非虚构文章经常成为“爆款”,这导致自媒体公号文章追求非虚构的风格,成为新闻性非虚构写作兴起的内在原因。

    非虚构写作还与社会学、人类学有一定的关系。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报告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现在看起来都带有非虚构的色彩,如美国机械专家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国社会学家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等,都是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呈现出了新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在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人类学所使用的民族志、口述史、田野调查,对非虚构也完全适用。

    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的关系,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遭遇和交流的过程。好的非虚构作品强调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平等意识和倾听理念,不是先入为主地用自我的理念来讲述他者的故事,而是首先学会倾听,去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来理解别人的逻辑,进而把自我的认同相对化,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对话,既是为了使他者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又是对自我的一次反思。非虚构写作“天然”带有一种平民性和人民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虚构作品经常关注平民、底层和社会边缘群体,非虚构的文化职能是让弱势者变得可见;二是非虚构写作者本身也带有去专业化、去职业化的倾向,如新中国以来特别注意培养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也就是说要让工农兵从被描写对象,变成书写的主体,这种“文化翻身”是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为支撑的,而美国创意写作也是一种让非职业作者掌握写作方法,先学会用非虚构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总之,非虚构有两种基本的理念,一是平民意识,写普通人,让弱势者发声,二是全民写作,非虚构打破了写作的专业化、圈子化,鼓励非职业作者借非虚构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过,非虚构写作对流量、点击率的追求,造成新闻性非虚构写作有时候为了吸引眼球,也带有猎奇性和揭秘性,这恰好是需要警惕的地方。

(摘编自张慧瑜《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说“孝”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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