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修建军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家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原载2011.12.30《光明日报》，有删节）

    除却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这转折的起点分别为魏晋、中唐、明中叶。社会转折的变化，也鲜明地表现在整个意识形态上，包括文艺领域和美的理想。

    就敦煌壁画来说，由中唐开始的这一转折也是很明白的。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更多是渲染“经变”^①；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它们几乎占据了整个墙壁。到晚唐五代，这一点更为突出；“经变”种类增多，神像（人物）却愈发变少。色彩俗艳，由华贵而趋富丽，装饰风味日益浓厚。初盛唐圆润中带遒劲的线条、旋律，到这时变得千千秀柔，有时甚至有点草率了。

    菩萨（神）小了，供养人的形象却愈来愈大，有的身材和盛唐的菩萨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它们一如当时的上层贵族，盛装华服，并各按现实的尊卑长幼，顺序排列。如果说，以前还是人间的神化，那么现在凸出来的已是现实的人间——不过只是人间的上层罢了。很明白，人的现实生活这时显然比那些千篇一律、尽管华贵毕竟单调的“净土变”、“说法图”和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人们更富有吸引力，更感到有兴味。壁画开始真正走向现实：欢歌在今日，人世即天堂。在敦煌，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它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正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兴味的加浓，使壁画中的所谓“生活小景”在这一时期也愈发增多，它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人世的生活战胜了天国的信仰，艺术的形象超过了宗教的教义。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倒所有其他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的理论上的表现。哲学与艺术恰好并行。本来，从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到南朝佛学的形神之争，佛教以其细致思辨来俘虏门阀贵族这个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阶级，使他们愈钻愈深，乐而忘返。哲理的思辨竟在宗教的信仰中找到了丰富的课题，魏晋以来人生悲歌逐渐减少，代之以陶醉在这思辨与信仰相结合的独特意味之中。也因为这样，在信仰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理性思辨，中国永远没有产生像印度教的梵天、湿婆之类极端神秘恐怖的观念和信仰。印度传来的反理性的迷狂故事，在现实生活稍有改变后就退出历史和艺术舞台。更进一步，在理论上终于出现了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的禅宗。这样，结论自然就是，并不需要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正如宗教艺术将为世俗艺术所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将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替代。宗教迷狂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一切，当然又是以中国社会由中古进入近古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动为现实基础的。

    可见，把历时数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艺术当作一个混沌的整体对待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历史的分析和具体的探索。从天上人间的强烈对照到它们之间的接近和谐，到完全合为一体；由接受和发展宗教艺术到它的逐渐消亡，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复杂的过程，但艺术思潮和美的理想这种发展变化却完全是合乎规律性的。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注】①经变：据佛经故事所做的绘画、雕刻等。

    庄子和惠子的濠上之辩，是《庄子》中最发人深省的故事之一。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玩，庄子说：“白鱼从容游动，这鱼真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所说的游鱼之乐，绝不是对游鱼之乐的“知”，从认知的角度看，不存在游鱼之乐，而是对游鱼之乐的体验——他体验鱼会如此——其实鱼并不如此，但他根本不在乎鱼非如此。惠子所诘难的“知”，是科学认知的“知”，而庄子所说的“知”，则是生命的体验。

    惠子虽然“泛爱万物”，但他与万物是分离的，物与物之间是孤立的，他所谓联系是以人的知识谱系将万物连接，并非是万物自身所具有的联系。他是“看”世界，人在万物之外，人是世界的观照者；他是分析世界，世界成了人的“理”的对象，世界被“理”所征服。庄子看到了惠子守其孤明而不与万物相通之心，致力于凿通孤立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人与物关系的“绝地天通”。庄子以诗意的眼光超越“人”的态度，超越科学、功利的视角，以天心穿透世界。他在桥上看鱼，鱼在桥下优游，在他的感悟中，桥没有了，水没有了，鱼和我的界限没有了，世界即如一大河流，他和鱼都在这河流中优游。鱼非我眼中所见之鱼，而是在我生命中游荡的鱼，我也非故常之我，而是“丧我”之我。在“神遇”而不是“目视”中，会通合一。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果站在人与天分离的角度看，天是天，物是物，我是我；如果站在诗意的立场看，我与世界的界限打破了，我和世界融为一体，还归于世界的大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意的眼光，就是从生命的角度看世界。庄子所反复强调的“天地与我并生”、“磅礴乎万物以为一”云云，即是说，“人在世界中”，人并不在世界之外。人在世界中，是世界的“在”者，而不是“观”者。人本来就是世界的一分子，人用人的目光看待世界时，似乎从这世界抽离出来，世界是我的“对象”。在“对象化”中，世界丧失了本身的独立意义，世界变成了人的知识、价值的投射，人也在对象化中撕裂和世界密合的整体。庄子所反对的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做法。庄子认为，这合于“人”理，并不合“天”理。庄子将会通物我的纯粹体验境界，称为“物化”。“化”于物，我就是物，没有了物我之间的界限。“物化”的概念是由《齐物论》结尾处一个关于梦化蝴蝶的故事中引出的。“物化”是和“对象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将人从“对象化”中拯救出来，让生命自在显现。

    庄子的境界，解除人精神的“套”，因为人在“套”中，就很难真正感受到欢乐。山林之想，云水之乐，其实，并不在山林云水本身，而在人的心态。说心态并不是说庄子哲学强调主体性，相反，他是要放弃这种主体性。心态自由、平和，当下即是云水，庙堂即是山林。正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的：“你看一个歌咏自然的人，走到自然中间，看见了一枝花，觉得花能解语，遇着了一只鸟，觉得鸟亦知情，听见了泉声，以为是情调，会着了一丛小草，一片蝴蝶，觉得也能互相了解，悄悄地诉说着他们的情、他们的梦、他们的想望。”元赵子昂有《落花游鱼图》，后人多有仿作，画的就是庄子之意，画上他题有一诗云：“溶溶绿水浓如染，风送落花春几多。头白归来旧池馆，闲看鱼泳自沤波。”他通过落花游鱼发现了自己久已疏落的世界，那个人真性自在优游的世界。

（选自《美学概论》）

    雕楼画栋，水墨丹青，这些蕴含了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元素如何幻化成服装，成为现代人竞相拥抱的时尚符号？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神秘而幻化万方的吉祥图案可以变得时髦时尚吗？央视日前开播的一档名为《时尚大师》的节目里，一位年轻设计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位年轻而时尚的新生代设计师在自己设计的卫衣、T恤和手包里，不仅运用了龙生九子中的螭吻和椒图这两个神兽元素，还加入了我国传统建筑中榫卯结构等模块。整个设计呈现的结果是简洁、舒服、时尚，恰到好处。尤其是受到在门上衔环的椒图神兽的启发，她将手包的提手设计成一个环状并让椒图“咬”住，创意满分，韵味十足，以至现场的专业观察团成员纷纷直接询问手包的价格，以强烈的购买冲动来表达对作品的喜爱。

    长久以来，提起时尚，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新潮、前卫，以至于好像只有前卫到有些异类或者让人看不懂才能称之为时尚。然而这种关于时尚的定义显然有失偏颇。中国服装设计师张庆辉对时尚有一番阐述，在他看来，时尚的意义在于打破界域。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还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客，都传递出创新勇气和文化自信。时尚应该代表着文化自信和自我态度的表达。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当我们厘清了时尚的概念，再回头讨论时尚和传统文化能否结合这个话题时，答案就显而易见了。那些看起来表面并不相关的内容，完全可以和谐共存。一方面，几千年来熠熠生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以跳出严肃、古老等人们固有的印象，依托时尚的载体、借助开放的视野和灵动的设计活在当代；另一方面，时尚若脱离了文化的支撑，必然不能成为经典。相反，时尚产业如果能充分表达文化意象，就可以得到文化源远流长的滋养。可以说，时尚根植于文化，而我国独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及其独特的韵味则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更多新鲜元素，给业内人士带来更多灵感，让时尚充满更多可能。尤其在当前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进行自信重塑的阶段，我国的时尚产业发展可谓时机大好。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用时尚的方式打开传統文化脉络，要让传统文化注入时尚产业，需要业内人士抱以虔诚的文化敬畏态度，系统地梳理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绚丽多彩的苗绣、历史悠久的夏布等散落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成为时尚元素；“高冷”如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也可以为时尚产业提供设计灵感。2018年9月9日一则名为《故宫口红，真的来了》的文章在朋友圈迅速发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据报道，这六款口红膏体的颜色均来自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红色国宝器物。雍容华贵、高端大气的故宫口红一时成为时尚界的新宠。这几款具有中国风神韵的限定版口红发扬传承了东方美学，传递出了真正的东方时尚。凡此种种，都可以让我们在坚守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为传统文化注入青春的时尚活力；也通过人们对东方时尚审美的追求传递出了千百年永恒不变的魅力。

    当然，传统文化与时尚产业的融合不能“为了融而融”。融合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何以时尚的方式活在当代、活在日常是业内人士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时尚和传统的融合，需要业内人士找到恰当的契合点，以一种舒服自在的形式设计表达，还要顺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毕竟，只有走进了生活，让人们觉得把传统文化穿在身上、摆在家中也可以是一件很酷很潮很时髦的事，文化和时尚的融合才算恰如其分，才能深入人心，用时尚的方式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才算成功。

（选自《用时尚语言表达传统文化也新潮》——《人民日报》2018年10月9日）

    ①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使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②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③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是形成语言理解、学习与记忆、推理与计划等复杂认知能力的基础。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④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节选自2019年1月《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段重要论述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的事实，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仁爱之心”“忠恕之道”等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认为，人类与宇宙万物是相互融合的，是一个整体，山川河流、飞禽走兽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将“天人合一”发展为一个哲学体系，从而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类所从事的一切都应是顺应自然规律去发展的。打破自然的平衡，也同样破坏了人类自身的平衡。世界各国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依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世界各国同处一个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与自然、国家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统一协调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真正共同体”，它是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所达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是人的本质复归的真正表现。

“仁爱”理念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仁”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伦理准则，其核心要义便是“爱人”，也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和敬重。人们要做到“仁”，不仅仅是简单的去爱别人，更要去敬爱万物，帮助天地万物蓬勃生长，从而达到“与天地参”。“仁”除了最基本的爱人之心，更应顺应着“生物之心”去对待万物。“仁爱之心”并不是追求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主动救助需要被救助的人，使民众都可以乐其生，遂其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体现了“仁爱之心”的深刻内涵，自我与他人、同族与他族、本国与他国是唇亡齿寒的共生关系，我们的生存与他人的生存都是一样的重要，共同的成长才是生存，以仁爱之心去接纳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才是我们长久的生存之道。

“忠恕絜矩”即忠恕之道的不变法则，“忠”，尽已之谓忠，即对人应当尽心竭力。论语《学而》一篇中记载了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首先提出的便是“为人谋而不忠乎?”面对众多的人生层面，曾子首先想到的便是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竭力，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恕”，从字面上来说分为“如”“心”，即顺从自己的心。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弟子子责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恕”字包含了人的一生可以遵守的准则，简而言之，因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成全别人的喜欢，这就叫“忠”；因为自己不喜欢什么，而知道别人也不喜欢什么，因而不愿意将这些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强加到别人身上，这就是“恕"。“忠恕”理念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围绕的准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作为文化底色，彰显着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必将为人类带来幸福的未来。

(摘编自朱思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