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全国各阶段学生视力不良率情况

材料二：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发布了《国民健康视觉报告》。研究估计，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近视和远视的患病人数大约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保守估计，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将高达56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高达1.1%左右。

    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到时候，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

    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着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视觉健康危机。李玲建议，应系统地制定公共政策，可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将青少年视觉健康同国家发展、公共安全联系起来，将减少青少年近视率作为“十三五”发展的重点项目。其次，将视觉健康纳入国家健康保障计划。最后，加强视觉健康的社会宣传、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摘编自李玲《国民健康视觉报告》2015年6月9日）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

    近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同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查指标，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近视成因分为先天因素和环境因素，由先天因素为主导致的高度近视，其患病率较为恒定。而后天环境因素中，生活方式特别是户外活动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等引起的近视越来越明显。”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涛表示，当前我国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特点，近视患病率仍在上升。

    中小学生群体中近视率不断升高的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的，而课内外负担过重一直被当作近视发生的重要原因。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频繁使用，使孩子继续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对于降低近视发生的概率更是雪上加霜。

    对此，《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家长陪伴孩子时尽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避免在孩子学习和娱乐活动中过多使用电子产品。

（摘编自《我国近视患者已达6亿 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2018年08月20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强大后劲，都取决于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地不断提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需要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能工巧匠，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广大民众是基础和支撑。没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大军，难以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在公民科学素质。创新型人才深深植根于综合素质高、科学素质好的国民群体之中，植根于激励有章、赏罚得法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之中，如果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需求，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有利于促进科普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充分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有利于培育理解支持创新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公民科学素质也是核心竞争力》）

材料二：本课题组针对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答题的方式，题目包含三个领域：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能力。调查结果如下：

各地区分领域答对率

（资料来自《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研究报告（2015—2016）》）

材料三：

    科学素质是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是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在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在当前是一个紧迫任务。2011年，日本发生的9.0级强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在我国公众中掀起了一场抢购食盐风波，这凸显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紧迫性。而2007年广东和海南等地“吃了得香蕉黄叶病的香蕉会得癌症”的谣传传闻满天飞，致使香蕉价格不正常地大幅下跌，蕉农损失惨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公民科学素质不高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了缺乏科学依据的谣传。

（摘编自《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紧迫任务》）

材料四：

    新时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和挑战依然严峻。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水平普遍较低，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达省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城镇居民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是最薄弱的短板。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不高，基础条件薄弱，发展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健全，科普能力发展不平衡。科普产业弱小，科普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科普经费投入不足，各级财政投入偏低，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来源同材料一）

材料一：

参考消息网1月24日报道日媒称，日本财务省1月23日发布的2018年12月贸易统计显示，贸易收支（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为逆差553亿日元。这是连续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日本对中国出口下滑7%，降至1.4026万亿日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浮现，对华液晶制造设备、手机零部件、半导体等的出口大幅下降。2018年全年的贸易收支为逆差1.2033万亿日元，时隔3年出现逆差。

    韩国《每日经济》报道，中美贸易战争爆发以来，韩国经济备受冲击。报道分析，韩国经济特别是出口严重依赖中美两国市场，其中对华出口占比达27%，对美出口占比达10%。韩国出口增长率自去年10月起，已连续四个月呈现下滑局面；韩国对华出口，亦自去年11月起连续三个月下降。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分析认为，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1个百分点，则韩国将下滑0.5个百分点。今年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韩国经济前景不明朗。此外，即便中美就贸易摩擦问题达成一致，中国扩大自美进口，韩对华的最大出口商品半导体会受到更大冲击。如中国自美半导体进口扩大至此前的两倍，则韩国出口将会减少2.3%，GDP规模将会减少1.75%；如再出现美国发动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汽车和汽车零配件征收高关税（25%）情况，则韩国出口将会减少3.1%，GDP规模将会减少2.33%。

新加坡贸易机构EnterpriseSingapore近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受贸易摩擦的影响，电子产品和药品发货量大幅下降，新加坡去年12月份出口同比下降8.5%，远低于路透社调查预期的1.5%增幅，也是自2016年10月出口同比下降14%以来的最差表现。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摘编自《智通财经》2018年02月）

材料三：

    6月15日，总统特朗普通过白宫声明表示：“虽然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谊和两国关系对我都非常重要，但两国间的贸易在很长时期内都非常不公平，局面不可持续。因此决定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航空航天、机器人、新材料等高科技产品。”自此以后，政府奉行的一个核心战略是削弱中国经济，以迫使中国改变贸易做法。

    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对中国商品征税的清单，共1102项，该清单是根据机构分析和各方评论后编制的。征收关税将使美国制造的产品比进口产品更便宜，因此鼓励消费者购买美国产品。政府的想法是促进美国企业的发展，支持国民经济。

    总统在推特上写到：“我们与中国没有贸易往来，多年前，代表美国的那些愚蠢、无能的人就失去了这种联系。现在我们每年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还有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被盗。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中国的贸易行为一直受到指责，白宫表示，征收关税的目的是回应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盗窃行为，加强美国工业竞争优势、促进制造业回流，并保护美国就业。

（译自美国杂志《时代周刊》，2019年01月10日）

材料四：

    2019年3月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建交40周年是我们双方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重要年头。40年来，中美关系风雨兼程，既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过去的经验归结到一条，就是合则两利、斗则倶伤。尽管今天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条启示仍是金科玉律，需要双方坚持和维护，保持“不惑”的定力。2018年，中美关系经历了激烈的震荡，但从历史看，这一现象并不符合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仍然秉持积极的预期，中美两国不会也不应走向对抗，重拾冷战旧思维违背时代潮流，没有出路，更不得人心。

    中美两国的利益已经高度融合。去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在中国都有业务，所有的州与中国都有合作。个别人声称要让中美“脱钩”，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某种意义上，也是与世界“脱钩”。而合作更是中美关系的主流。这既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认知，也是双方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声音。最近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得到两国各界以及国际社会的欢迎。

    王毅指出，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现象，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一味放大竞争，就会挤压合作的空间。聚焦扩大合作，才符合中美的共同利益。当今世界，诸多不确定性层出不穷。面对挑战，中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秉持“和合”的外交思想，始终积极扮演世界和平的稳定器、国际合作的推动器、全球发展的加速器，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在促进国际多边合作的一系列“大手笔”，从G20杭州峰会到海南博鳌，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到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让各国品尝到了合作的甜头，也更加坚定了合作的意愿。在中美问题上，我们希望美方摒弃零和思维^① ， 同中方相向而行，在深化合作的进程中形成良性竞争，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实现互利双赢。

（摘编自中国网2019年03月08日）

【注】①零和思维：属于非合作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

    材料一：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到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材料三：

    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大概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摘自梁建章《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小孩人头抵税》）

    材料四：

    依据《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中新社记者：①

林建超：古代中国围棋长期处于世界巅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围棋，来源和传入具体途径、方式不同，有的从中国直接传入，有的经由其他国家和地方间接传入，但共同根源都在中国。总体分为四个阶段：公元2世纪前后，即东汉、三国时期，围棋开始向古代中国中原以外的民族地区传播； 公元5世纪前后，即南北朝时期，围棋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 公元16世纪前后，即明清之际，围棋开始向欧洲国家传播； 公元20世纪前后，围棋逐步走向世界。

其中，向朝鲜半岛的传播，在围棋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围棋由中国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的起点和桥梁。中国史学界和围棋界一般认为，围棋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并由此传至日本。传入日本后，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化，日本棋艺水平迅速提升。唐朝时期，日本先后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和留学生。其间，围棋不仅是游戏娱乐，更是他们留学和交往的重要内容。据记载，唐玄宗当太子时，就多次召随遣唐使来长安的日本学问僧辨正切磋棋艺。

最初把围棋介绍给欧洲的是三位著名的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一说法国) 的金尼阁和葡萄牙的曾德昭。他们都来过中国，都是受罗马教廷派遣的耶稣会教士，且都在著述中讲到围棋。《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八章《关于服饰和其他习惯及奇风异俗》中，就记述了当时中国围棋活动的情况，包括围棋的基本特点、规则和着法等。17世纪，欧洲对围棋的了解基本来自利玛窦的描述。直到1694年，得益于到访伦敦的中国天主教徒沈福宗的帮助，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在其名著《东方游戏》中提供了有关围棋的新资料、新描述。尽管此书关于围棋的表述并不完整甚至有失误，但在围棋史上仍占有重要位置，它比利玛窦的记述为更多人所知，使围棋在欧洲人眼中被视为一项严肃的游戏。

到19世纪，有关围棋的准确信息主要通过被派往中国、 日本等国的外交官传至欧洲，且开始出现中日两种同源但不同规则的围棋传播体系。

至此，围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古代、近代历程告一段落。后来，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推动围棋走向世界的进程主要由日本推动，这和日本开展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有密切联系。

中新社记者：②

林建超：中国许多地方都在探索传承和弘扬围棋文化，其中衢州市烂柯山被誉为“围棋仙地”。近年来，当地提出打造“世界围棋圣地”目标，建成中国首家国际围棋文化交流中心、首个国家围棋队地方集训基地，实施了中国首部涉围棋的地方性法规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围棋协会利用中国围棋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和成果，把中国国内开展“非聚集型居家网络围棋运动”的完整模式和成功经验向海外延伸。2020年3月至10月，中国先后举办近20项遍及世界的国际围棋赛事活动，获得世界围棋界好评，产生积极效应，让围棋成为联结世界的特殊“国际公共产品”。

中新社记者：③

林建超：作为中国传统智力博弈项目，围棋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才艺的优秀代表，是文化与竞技的高度统一。

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善思、精算、多谋的思维特征。围棋行棋和结局变化量的数学结论，在精确与模糊两个方面达到的高深程度，都使其当之无愧地居于思维博弈运动计算水平的巅峰，居于人类脑力计算能力的巅峰。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追求公正、平等、均衡的价值理念。其改变了最早棋类“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竞智斗巧，代之以公平的行棋方式。棋盘上，每个棋子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只有被摆在不同的位置，即参与不同的实践才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

围棋强调把握全局、双方接受、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这与中华民族追求中庸、中和的理念相一致。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注重集体、整体、全局的道德特征。围棋强调子力作用的整体性。对弈中投放的每一枚棋子，都是布下的一个能量要素，只有有机组合、聚合成形，才能生成和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华文化历来重视整体利益，围棋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新社记者：④

林建超：围棋能够成为“世界语言”，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看。

从历史看，以欧洲为例，其接触围棋的历史仅二三百年，在此期间，欧洲人从开始不知围棋为何物，到了解围棋、熟悉围棋，热爱围棋、迷恋围棋，乃至学习围棋、研究围棋，并开发出具有超强棋力的人工智能(AI) 围棋，率先突破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瓶颈。这让我们觉得，欧洲人接受围棋似乎并不困难，对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之中的围棋有天然的亲近性和接受能力，对承载着中华传统哲学思维与智慧的围

棋有强烈的痴迷性和研究力度。事实上，研究发现，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与围棋所承载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通性、相似性、相近性和相容性。

从现实看，围棋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具有再创性； 不仅体现本原性，而且体现多样性。比如，在人工智能时代，围棋智慧形态发生巨大变革。智能围棋在竞技水平上已远超人类，形成新的技术体系，成为围棋智慧最新的承载和实现形式。但智能围棋并未改变围棋的本质和主体，围棋实践的主体仍然是人，围棋实践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的思维博弈活动。新时代智能围棋与人类围棋的交集，正在并将继续深化、融合发展。

(摘编自中新网《林建超：中国围棋为何能成为一门“世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