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

材料二：只因宋初太宗太祖不识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过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

——以上均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黄仁宇《中国人历史》

材料四：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请回答：

材料  义净（635－713年），七岁入土窟寺修习佛教内典。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式出家为僧，先后来到佛教中心洛阳、长安，修习佛经。此时，佛教各派纷争，观点歧异，典籍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高宗成亨二年（671年），义净从广州出发搭乘商船远赴印度取经求法。在印度十几年间，义净向当地名僧学习经典，研究瑜伽、中观、因明、俱舍论等学，并进行佛教经典的翻译，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大约在垂拱元年（685年），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归国途中，义净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书中记述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海各地的资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国，并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金刚座真容一铺和舍利三百粒。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亲自率众人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此后，义净先后在洛阳、长安的寺院翻译佛经。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义净圆寂，享年七十九岁。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徠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百官之长”的“相”，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为武官之首，文武逐渐殊途。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官制变化也不一致，楚国变化较少，秦、燕变化较晚。

——《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三：在明清两代，不论在政治体制，君主进一步集权，皇权和皇位继承，上下各级之间和各不同部门之间职、权、责的划分，各类典章制度的增删修订等方面，还是在行政、军事、法律、监察、人事、财政、文教等各种单行制度方面，都有着反映自己时代和统治特点的重要发展。明清两代统治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以前历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重要的权衡取舍，进行多方面的具体修正和补充，建立了一些新制度，也健全了一些旧制度，使之更加完备周详。

材料一：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接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也近于至善，是以共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唐初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唐朝具有世界主义的色彩。……当中国皇帝成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量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贊，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

——摘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以文成公主和亲吐善为契机，唐太宗开启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吐蕃地区的大门，其历史功绩可以和孔子创立儒学、占ト、历算、工巧等的贡献相媲美，唐太宗和符号化的孔子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至高性”和“重要性”就成为这二人所具有的共同点，唐太宗与孔子都可以算作汉文化的代表。

——摘自韩腾、石硕《从藏文史料对唐太宗的记戟看藏族史学观》

材料四：

材料隋唐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唐朝时，对传统乡里制度进行了全面变革。乡官多由县司选取“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并免其课役”，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官，地位也逐渐降低沦为士绅。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甚至一度有职无官。安史之乱后，乡制基本丧失其作用。唐朝还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了全面规范和整顿，从名称上统一为村，并在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使“里”以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功能不断强化。武德时期颁布的律令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村在中国历史上正式作为一级基层管理组织而出现。村制度的推行，是对郊野聚落自魏晋以来三百年间离乱局面的一次大整合，是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的有力举措。

———摘编自高学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沿革及其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