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材料：

材料一：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呜呼！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

——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夫今日当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各国治法、文学、技艺、制造、财富、武备之盛，迥非匈奴、突厥愚犷之风。……皇上与诸臣，审时度势，图谋自强，亦固知法之不能不变矣。徒以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狂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

请回答：

材料一：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就中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以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变革者看来，是立宪战胜了专制，是为黄种人争了口气。

——摘编自《晚清最后十八年》

材料二：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彻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延之统治合法性不会发生严重违纪，则不会如此“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延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清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据统计，1905年中国新学堂已达到8277所，学生为258873名。新式学堂、新式学生和由此而产生的新式学制，既使废除科举制的时代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又为社会准备了科举废除后所需的替代物。同时，清政府里原先坚持八股取士的顽固大臣或被处死，或被贬职，而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的袁世凯等人却地位上升，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废科举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权力保证。

——郑大华：《文化与社会的进程——影响人类社会的81次文化活动》

材料三：1905年的那一纸诏令可视为投入水面的一颗石子，它的震撼如同水波，在辛亥以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间层层荡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民初中国的军阀混战、威权真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尊孔复古的潮流与“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的浩叹；一面是学堂学生、留学新贵在政治与学术舞台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面是最广义的科举遗民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用心深苦的退避或抵抗；既有身历其间的反思。也有历史前行中人们对于遗落传统的回归。废科无论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巨大转型，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文化脉络、社会秩序的重组，都体现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悠远影响。因此将虚科置于一种加长时段的范畴内，留意事件的发生及其演绎过程，则有助于理清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有关“中西新旧”的复杂故事，而这些都将是后续的功夫了。

——杨国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

材料一

经过鸦片战争，少数有识之士更认识到外国有所长、中国有所短，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思想。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林则徐曾奏言：“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致尚形棘手。”此语后来被魏源表述为：“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

材料二

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达行，故屡将先生之折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警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