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艺术文本即作品对于接受者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呢？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的伊瑟尔说艺术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因为文本有“空白”“空缺”“否定”三个要素。所谓“空白”，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作者有意不写或不明写，要接受者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去补充；所谓“空缺”，是语言结构造成的各个图像间的空白，接受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把一个个句子表现的图像片段连接起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图像系统；所谓“否定”，指文本对接受者生活的现实具有否定的功能，它能引导接受者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文本的召唤性需要接受者呼应和配合，完成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正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含蓄与简洁，其有限的文字常常引发出读者脑海中的丰富意象。

      接受者作为主体，他对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即理解前的心理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理解。理解不可能是文本意义的重现，而只能是文本与“前理解”的统一。这样，文本与接受就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文本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接受者理解的范围、方向，让理解朝它的本义靠拢；另一方面，文本不可能将接受者完全制约住、规范住，接受者必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作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误读或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就是误读，创造也是误读，不要希望所有的接受者都持同样的理解．也不要希望所有的理解都与艺术家的本旨一致，那样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成功。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摘编自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建筑在本质上是供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它首先满足人的实用需要。由于大部分建筑不能脱离实用功能，其审美价值受到实用功能的制约，还不能被看作是建筑艺术，如一般住宅、厂房、办公楼等。真正的建筑艺术体现在一些纪念性建筑（纪念堂、碑）、宫殿、陵墓建筑、宗教建筑、园林建筑之中。这些建筑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实用，而是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纪念、信仰、审美、娱乐等），因而在建造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实用价值'而是其精神性价值，包括审美价值。

    建筑的美主要在造型上体现出来，这是许多艺术共通的设计原则。建筑的造型要求高度符合形式美的规律，如运用对称、平衡、合适的比例，质感、色彩讲究多样统一，注意整体和局部、个体和群体、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及环境的协调等。各种建筑部件符合形式美的规律的组成，往往给人以类似于音乐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因此建筑又被称为“凝固的音乐”。

    建筑艺术的造型都是体现一定的精神内容与审美理想的。12世纪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具有超人的尺度，尖塔的房顶耸入云端，门窗多为尖拱形，表现着向上飞升，超脱尘世，符合教会以宗教观念影响群众的要求。中国的寺庙建筑凝重阴森，窗户小少，光线暗淡，也显示了佛的神秘与庄严。可见，建筑艺术对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们以巨大的体积迫使人们接受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内容的影响。

    建筑艺术的造型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受到特定时代生产力的制约，也受到该  时代审美理想和兴趣的制约，象征着时代的特点。罗马式建筑在公元5世纪至14 世纪流行  于欧洲各国，反映着当时生产力尚不发达、封建庄园林立却互不往来的时代风尚。北京历  史上的一种典型建筑——四合院，封闭的空间，正侧房秩序井然'反映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的封闭性、上下尊卑的秩序与安静缓慢的生活节奏等时代特点。

    建筑艺术的造型又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体现着民族的审美理想。如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为温柔敦厚、中和之美，在建筑上侧重于群体组合，意境含蓄，装饰注重整体效果。在园林建筑上更是强调诗情画意，建筑与山水、花木组成综合的艺术体系，小巧、典雅的苏州园林和宏大、高贵的颐和园就是如此。而西方人则更关注外部世界，其建筑明窗巨柱，希腊式的开放，纹饰纵横，表面外在。如凡尔赛宫中花园，笔直的中轴线，两侧对称地布置了次级轴线，与横轴线相交，构成花园骨架。花园中出现一个个方格，形成巨大、清晰的几何网络，表现出欧洲人的审美理想与外在、暴露的文化精神。

    建筑诚然能体现一定时代、民族的精神内容，但它只能表达一定的气氛、情绪，有极大的抽象性、朦胧性和象征性，不能强求它表现某种明确的观念或具体形象，否则总要失败。

（摘编自王旭晓《美学原理》）

新媒体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

孙玮

    ①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构图而成的“二维码”。上海选中二维码作为本地化且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展品，让不少人质疑：二维码这样的新媒体，只不过是个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的工具，如何可能成为未来的象征？何以能够承担保护城市文脉的功能？

    ②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不少人存在负面认知：在抹平疆界的全球化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有意思的是，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新媒体研究中，人们正力图解释新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空间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

    ③二维码在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在这里，人们可以用手机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边看展品，边听手机里的语音介绍，游走于思南公馆。新媒体传播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为游览者创造了一个由地理、叙事、影像、意义等多重空间并置的世界。游览者说：“以前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现在这种博物馆模式，为我们创设了一种全方位解读公馆的体验。” 与看电视和用电脑上网完全不同的是，游览者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完全是虚拟叙事中的，它是虚实相生的“复合空间”。这个空间再现了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能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④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城市不应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的空间，而应视为依据大众使用和体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为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路径。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将存留在上海城市肌理之中的文化符码，通过新媒体嵌入人们的生活，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以另类方式延续、伸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⑤思南博物馆的“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朗读亭”等许多项目都借助微信公众号来运作。这些公众号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这些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公众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新媒体除了发挥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其意义更在于创造一种附着记忆、强化认同的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

    ⑥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传播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更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生活实践中。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由地理、信息、意义等交织而成的网络，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以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促成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⑦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打通人—机之间的隔膜。二维码联结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并被不断创生出新的链接形式，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媒介。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将不断涌现，城市文脉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杨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了拿到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末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有关经典的加减法

韩少功

    ①文学经典是一个弹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响长存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指标、基石的意义。

    ②其实，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识精英的物权印痕 ， 切合历史上中（产）等阶级的总体心理需求——因为只有读书人才可能掌控评说、课堂、图书馆、文学史，以及向公众传导文学信号的职能。这样说的意思是，草民对民间迷信插得上手，对文学却不大够得着。权贵对公文插得上手，对文学也不大够得着。因此，经过一段不太长的岁月，迷信与公文不知何处去，很多文学作品却依赖众多读书人的齐心合力，仍能顽强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书架。

    ③读书人五花八门，并非统一的整体。有的白皮肤，有的黑皮肤；有的信基督，有的归佛门；有的敢担当，有的颇颓废；有的傍权贵，有的走江湖……于是产生不同的文学标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们之间差别多大，既然都读书，既然都在书里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对棋艺还是会形成大致相近的规则。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经典性”也许跨不出政治红区的边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经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区有效；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西厢记》《红楼梦》之类就不一样了。这些读书人共有的美人梦、精英闷骚、愤世纠结，能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共鸣，成为兴奋的更大公约数。

    ④这印证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凡经典都是建构之物，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常取决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来上下其手。

    ⑤不过，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地摊上那些花哨的畅销读物能不能成为经典？那么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挠到了很多人的痒痒肉，不胫而走，呼风唤雨，为什么就很难碰上什么“经典化”的好运气？可见，建构并非无条件的，无法由知识话语权一类来随心所欲。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笔下，葡萄酒是法兰西人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图腾，不一定天经地义。这也许没错。但法兰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没法把阴沟水建构成什么至尊国宝。这里的区别在于：与阴沟水不同，葡萄酒具备了基础条件，具备了候补图腾的可能性，在营养、口感、气味、色泽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价值优势。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不应忘记的另一半真相：思想与艺术终究是硬道理。

    ⑥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文亦不变。只要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只要这个最大的“天（自然）”还没变，那么某种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说人类较为广泛和持久的价值共约，就会构成经典化的隐秘门槛，把泡沫逐渐淘汰。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大户”（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时代焦点），乔伊斯作为一个“艺术大户”（竟然发现、开发、释放出意识流这等奇物），就这样跨入了门槛。还有一些“资源大户”，比如《西游记》（佛教文化资源）、《聊斋志异》（道教文化资源）、《三国演义》（帝王文化资源）、《水浒传》（江湖文化资源）等，也是各得先机，各成气象，成为不易绕过去的大块头——至少在中国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马、张恨水一类超级写手，再热闹也还是偏轻偏小，在大指标上不给力，最可能就被建构者们的目光跳过去。

    ⑦不难看出，经典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却是一种有限界的分布函数。换句话说，“建构”是文化权重者们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遗忘则取决于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岁月里操作的减法，一种力度更大的减法。

    ⑧前者有偶然性；后者有必然性。

    ⑨换句话说，前者是运之所成，靠机缘；后者则是命之所限，靠实力和品质。在这个意义上，大部分文学史其实皆可半信半疑，因为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加法与减法的双向对冲之下，进入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限漂泊，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学史的再度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