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龙应台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丽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漏沙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衡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上挂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新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有删减）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①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②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③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④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⑤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⑥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⑦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⑧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⑨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⑩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⑪“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⑫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⑬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⑭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⑮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⑯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⑰柳先生一脸淡然。

    ⑱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⑲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⑳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㉑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㉒“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㉓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㉔“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瓦浪如海

肖复兴

    ①老北京四合院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灰色，一片灰色的瓦，紧挨着一片灰色的瓦，连接着一片浩瀚的灰色，铺铺展展，犹如云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直涌到天边。

    ②这种由鱼鳞瓦组成的灰色，和故宫里那一片碧瓦琉璃，做着色彩鲜明的对比。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语沧桑，力量沉稳。它似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铁锚一样将整座城市稳定在蓝天白云之下。在北京胡同长大的建筑师张永和先生，对这样的鱼鳞瓦太熟悉不过，他说：“我成长于一个拥有低矮地平线的城市中。从空中俯瞰，你只能看到单层砖屋顶上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打破这波浪的是院中洋溢着绿色的树木以及城中辉煌的金色。”而只有向天际展开的灰色瓦浪，才会让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拥有力量；只有在这样一片灰色的瓦浪中，那些绿色的树木和城中辉煌的金色才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③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际线很低，不用站在景山上面，就是站在我家的房顶上，从脚下到天边，一览无余，基本上是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勾勒。那时候成片成片的四合院占据了北京城的空间。这一片如海的瓦浪，它所显示出的色彩和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

    ④那时候，四合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鱼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的阳台和露台，晒的萝卜干、茄子干或白薯干，都会扔在那上面；五月端午节，艾蒿和蒲剑插在门上之后，也要扔到房顶，图个吉利；谁家刚生小孩子，老人讲究要用葱打小孩子的屁股，取“葱”的谐音，说是打打聪明，打完之后，还要把葱扔到房顶，这到底是什么讲究，我就弄不明白了。

    ⑤那时候对于我们许多孩子而言，鱼鳞瓦的灰色房顶，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做“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淘得要命，动不动就跑到房顶上揭瓦玩儿，那是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鱼鳞瓦，真的很结实，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就是一点儿也不坏。单个儿看，每片瓦都不厚，一踩会裂，甚至碎，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铺成一面坡的房顶，就那么结实。它们是一片瓦压在一片瓦的上面，中间并没有什么泥粘连，像一只小手和另一只小手握在一起，可以有那么大的力量，也真是怪事，常让那时的我好奇而百思不解。

    ⑥十几年前，听说老院要拆，我特意回去看看，路过长巷上头条，看见那里已经拆光大半条胡同了。一辆外地来的汽车车厢里，装满从房顶上卸下来的鱼鳞瓦。那些鱼鳞瓦，一层层，整整齐齐地码在车上，和铺铺展展在屋顶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也呈鱼鳞状，却像是案板上待宰的一条条鱼，没有了生气，更没有瓦浪如海，翻涌向天际展开的气势了。

    ⑦我望着这满满一车的鱼鳞瓦，它们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还是那样的结实，那样的好看。又有谁知道，那些鱼鳞瓦上，曾经上演过童年那么多的游戏，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欢乐呢？还曾经上演过比我们的游戏和欢乐更多更沧桑的故事呢？

    ⑧要说带给我们最大快乐的，一是秋天摘枣，一是国庆节看礼花。那时，院子里是三棵清朝就有的枣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房顶攀上枣树的树梢，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儿吃，也可以站在树梢儿上，拼命地摇树枝，让那枣纷纷如红雨落下，噼噼啪啪砸在房顶的瓦上，溅落在院子里。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大呼小叫，可真的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⑨打完了枣，下一个节目就是迎接国庆。国庆节的傍晚，扒拉完两口饭，我们会溜出家门，早早地爬上房顶，占领有利地形，等待礼花腾空。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的高楼，一眼就能看到晚霞中的西山脚下。前门楼子和天安门广场都是看得真真的，仿佛就在眼前，连放礼花的大炮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坐在鱼鳞瓦上，心里充满期待，也有些焦急。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立刻大叫着，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有一次，就让我够着了一个，还挺大的个儿，成为我拿到学校显摆的战利品。

    ⑩一直到十几年前，重返我们的老院，又看到童年时爬过的房顶、踩过的鱼鳞瓦，才忽然发现和它们这么久没有相见了，也才发现瓦间长着一簇簇的狗尾巴草，稀疏零落，枯黄枯黄的，像是年纪衰老的鱼鳞瓦长出苍老的胡须，心里不禁一动，有些感喟。其实，这种狗尾巴草一直都是这样长在瓦缝之间，一年又一年，它们的生命力和鱼鳞瓦一样的顽强而持久。

    ⑪去年的秋天，我路过草厂胡同一带，那里的几条胡同已经被打理一新，地面重新铺设青砖，四合院重新改造。有老房子的房顶被改造成露台。顺着山墙新搭建的梯子，爬到房顶，楼房遮挡得远处看不到了，但附近胡同四合院房顶的鱼鳞瓦，还能看得很清楚，尽管已经没有了张永和先生说的“灰色的瓦浪向天际展开”的景象，却还是让我感到亲切，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候的伙伴。真的，这和看惯各式各样的楼顶，哪怕是青岛那样漂亮的红色楼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灰色的鱼鳞瓦，才能带给我老北京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一种家的感觉。

    ⑫我还看见眼前不远处屋顶上鱼鳞瓦之间长出的狗尾巴草，迎着瑟瑟秋风，摇曳着枯黄的颜色，和鱼鳞瓦的灰色，吟唱着二重唱。

（取材于肖复兴的同名散文）

第六病室

[俄]契诃夫

从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莫斯科，在那里上大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不知道什么叫穷，后来他不得不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只好从早到晚去报酬很低的家馆，做抄写工作，却仍旧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谋到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他跟同事相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母亲又去世了。他有半年之久失业在家，只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就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因病被解职为止。

他向来没有给人留下健康的印象，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这样。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经常感冒，吃得少，睡不好。他总想跟人们交往，但由于他生性急躁、多疑，他没有朋友，没有一个至交。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过着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生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的面目，感到震惊才好。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手铐，就这样由人押着，走在泥地里，送进监狱去。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而在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怪的。

早晨，伊凡·德米特里起床后心存恐惧，额头上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大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浑身打颤，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可是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却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原先就讨厌自己的职务，现在更是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错。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他的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还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冻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恐惧偷偷地告诉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分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第六病室。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偷走了。

（有删改）

玛雅人面具

徐则臣

那段录像很多朋友都看过，我没有瞎说。录像中，那座倾圮的金字塔废墟一样瘫在奇琴伊察。千真万确。现在只有画外音般植入的解说，金字塔和人声、风声、鸟叫声都在，人不见了。

人叫胡安。他是个做面具的，纯手工。那天，出版商朋友陪我从高大丰肥的热带树木的阴凉里走出来，一群叫卖声热浪一般扑面而来。朋友说，墨西哥的面具一定要带一个回去。我是木匠的儿子，见到好木工就起贪心是遗传。我爸是全镇最好的木匠，我爷爷也是，据说我爷爷他爸也是。总之，我出身木匠世家。我爷爷，家具之外最拿手的就是脸谱面具。那时戏班子化妆买不起油彩，就让我爷爷把张飞、关羽、包公的脸谱做成面具，往脸上一扣，可以反复用，又不伤皮肤。到我爸，不做面具，艺术抱负放在了木雕上，但我家里堂屋东山墙上挂着大几十个面具，有我爷爷的手艺，更多的是五湖四海搜罗来的。 

景区外卖面具的摊子一个挨一个，大同小异。看见胡安手工制作的面具，我两眼为之一亮。除了太阳神、蛇神等常见的玛雅人图腾，他把日常生活雕到了面具上：有人在渔猎，有人在吃穿。

他穿着玛雅人的民族服装，留长发，下巴垂下一绺小胡子，盘腿坐在一堆面具后面的地垫上。刻刀平稳地在木头表面前进，一条条木头片轻微卷起。刀起木落。几个动作过后，开始给面具开眼。如果把之前的走刀比作大写意，那现在就是工笔。他刀下的眼睛也是挖出两个框框，但你就觉得那眼睛是有神的，好像框框里面真有两只会转动和聚焦的眼睛。面具在他手中变换位置，我分明觉得一双眼睛从不同角度盯着我看。

我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多少钱？”

胡安头都没抬，刀搭在膝头正做的面具上，右手五指张开。

我回他：“不贵，值。”

胡安抬起了头，真正让我震惊的事来了。如果不是在墨西哥，如果这不是一个做面具的玛雅手艺人，我就要用汉语问他老家哪里了。天地良心，他比很多中国人长得更像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脖子比别的玛雅人都长，身体也比其他玛雅人瘦高。

关于玛雅人是中国人的后裔之说，略有耳闻，零零散散也看过一点资料。中国人和玛雅人的确外貌相似，文化也十分接近。当然，也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玛雅人跟中国人没任何关系。这事儿不归我管，咱们说的是胡安。

“这个雕有金字塔，跟他们的都不一样，”胡安说，“先生喜欢我们的金字塔！” “何以见得？”

“直觉。”胡安一笑。真是太中国了。“有一处金字塔您肯定没见过。”

“哪儿？”

胡安比画了一个位置。那地方我朋友显然也蒙了。胡安用西班牙语跟他解释。我朋友对我说：“值得去。”

他们俩用西班牙语已经顺便谈好了行程和价钱，由胡安开车带我去。走前他向我伸出手说：“我叫胡安。幸会。”

奇琴伊察不大，出了城二十分钟不到，驶过一条两边灌木和树林如屏障的沙石路，路越走越细瘦，在一块覆满青苔的方形巨石前，胡安停车熄火。我跟着他穿过一片热带雨林……一座荒芜散乱的高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林中空地上。毫无疑问，这个倾圮的高台曾是古代祭祀用的金字塔，灌木、荒草、苔藓和碎石遮蔽不了它内在的秩序。我突然生出一个强烈的感觉：它静静地伫立在这块平地上，已经等了我很多年。我决定把它拍下来。

路上我问胡安，为什么这座金字塔在奇琴伊察也鲜有人知？

“是人就有盲点。”胡安说，“眼睛并非任何时候都看得见。”

回国的日期到了。回到家，收拾停当，我把面具拍照，跟胡安带领我的金字塔遗址之行的录像一起发给了我爸。

先反馈回来的是对面具的意见：“做得真是好。高人。”

十分钟后又来一条微信：“录像里谁在说话？”

我回：“胡安啊。镜头里的那个玛雅人，面具就是他做的。”

“哪有什么玛雅人？”

我刚要回，微信语音电话打过来了。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爸说，“你确定他是什么玛雅人?”

“当然是玛雅人！”

“就是没人。”

我把语音电话挂着，查看发给我爸的视频。前前后后又拖着看了三遍，他的声音在，该有他身影的地方，现在像空气一样透明。我爸在电话里问：

“他说的啥?”

“我哪知道。听不懂。”

“听着，有点，耳、耳熟。”我爸结巴了。

“有时间你回来一趟，面具带着。”然后没打招呼就断了语音通话。

如果不是我妈电话，我会推迟几天回。我妈说：“你爸脸色不大对。”当晚我就买了机票回老家。我爸一向不苟言笑，脸板得更硬了，经年的土地板结了一样。他把面具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最后目光都落在空眼眶上。

“手法像。”我爸说。

“什么手法像？”

“老二。”

我看看我妈。我妈小声说：“你二叔。”

“他不是早死了吗？”

“是失踪。”我爸纠正，“再没回来，就当死在外头了。”

有点蒙。我竟然听了四十年的假消息。

我爸一屁股坐到老式藤椅上。“老二发火时，嘴里吼的跟录像里那声音一模一样。”

二叔是我二爷爷的儿子，从小和我爸一起跟我爷爷学木工，天赋极高。我爸说：“他最拿手的是面具，得你爷爷真传。”十八岁，我二叔就跟胡安一样，能把空眼眶挖出眼神来。

我爸也是个木工好手，其他的活儿都不比二叔差，但面具之眼不及。那时二叔代我爷爷给县剧团做面具。某天早上，我爸先到工房，看见我二叔头天做的面具放在案子上，虽然尚未彻底完工，但那空眼眶里流转出的眼神依然诱人。我爸说，他的嫉愤之火瞬间拔地而起，关上板门，拿起刻刀。刀刃刚切进木头，二叔推门进来，大吼一声，把我爸揪翻在一堆木屑刨花上。二叔拿起面具，对着右膝盖猛地一磕，薄薄的面具裂成五瓣。

“爸，您确定二叔吼的跟胡安说的一样？”

“年头太久，”我爸的声音衰弱下去，“听到你那个什么玛雅人胡安的声音，我好像又想起来了。”

“然后呢？”

“你二叔第二天没来干活。第三天也没有。从此就消失了。”

消失既久，形同消亡。

二叔唯一的遗迹，是挂在山墙最高处的面具——碎成五瓣又拼接到一起的颜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颜回的这出“侍读”孔子的地方戏，主要是演来供批判之用。颜回的右眼五十年前被我爸挖了一刀，眼神只能斜视了。我爸让我把玛雅人面具也挂上墙，跻身于众多面具中间。我爸盯着挂好的面具，背着身问我：

“你说，那个胡安是什么人？”

“墨西哥玛雅人啊。”

半个月后，墨西哥的出版商给我邮件，他去了奇琴伊察。很遗憾，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到胡安。他雇了一名当地的向导，驱车到了那条砂石路的尽头。他看到了那块大石头，但转进热带雨林后，披荆斩棘走了两个半小时，也没发现哪儿有林中空地，更没见着视频里的那座金字塔。

“全是树，一棵接一棵的树。”他用诚挚的文字跟我说，“兄弟，我尽力了。”

鉴于我们长期愉快的合作，我想我不应该对他有所怀疑。

（有删改）

大 红 花

李娟

大红花五十多岁的光景。花白头发，大嗓门，高鼻梁，身高一米八。粗胳膊粗腿虎背熊腰，往那儿一站，中流砥柱般稳稳当当，雷霆不能撼之。

可惜这样一副气派的身材，平日里却衣装破陋滑稽。

我们通常看到的情景会是：上面一件小了三码的短背心，亮堂堂地露出肚脐眼，下面一条抹布似的长裙拖在脚背上。

此外，她还从不穿袜子，光脚趿一双男式破拖鞋。脚趾头脏得何其狰狞，獠牙般凶狠。不过劳动人民嘛，整天辛苦奔忙，不甚讲究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大红花就“不讲究”得有些过分了。

在我们的蒙古包迁移此处之前，我叔叔独自在大红花所在的村庄住了很长时间。本地礼俗是单身汉不用自己开伙，可随意上门混饭。于是他就挨家挨户轮流混。

但是大红花家，只去过一次，从此再也不敢去了。

不说别的，她家的黄油就能吓跑一切客人——颜色黄得快要发红，跟放过了十个夏天似的。我叔叔说，那油又稀又软，上面陷满了苍蝇，死了的已经一动不动，活着的还在拼命挣扎。单身汉四处混饭也就罢了，大红花全家上下好几口人，照样也靠混饭过日子。

一到吃饭的点儿，她出门远眺一番，谁家的烟囱最先冒烟，就率领老公儿子儿媳孙子一群人直奔而去。

别人家有啥吃啥，倒也不挑剔。但若是有啥不吃啥，她就会发怒。

比如灶台上明明挂了风干肉，锅里还煮着素面条。她定会上前帮忙把肉摘下来，亲自“啪啪啪”剁成块，统统扔进面条锅。

她走进我家蒙古包，环顾一周，立刻锁定目标。

往床下一指：“西红柿！一个！”

我连忙跑过去，拾一个递给她。

她拒绝：“大的！”

我又跑回去，换个大的。

她接过来，往床板上四平八稳一坐，大口大口咬着吃起来……

然而，劳动时的大红花那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砍葵花盘时，她一个人砍四排埂子，呼呼啦啦，所向无敌。

而我只砍两排埂子才能勉强追上她。况且她还边砍边嗑瓜子吃。

到了农忙季节雇短工时，这一带种地的老板都愿意雇用大红花。

而农忙季节，似乎也是大红花一家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进账时节。

尽管如此，这一家人也没见比平时积极到哪儿去。

晚上工，早回家，中午还要午休俩小时，和平时一样闲适又悠哉。

我家雇大红花做短工，苦的却是我们的邻居，水电站的职工们。

我家是汉族，不太方便管穆斯林工人们吃饭。而我家葵花地位置又太偏，方圆数里再无其他人家，没处打尖。于是来打工的短工大都自带午饭。

大红花一家却是自带碗筷。

因为我们隔壁水电站的职工食堂是清真餐食……

我不知大红花一家具体是怎么蹭上饭的，总之他们每天准时和职工们一起进餐。

才开始，只听到食堂负责人莎娜每天都站在食堂门口大喊：“别吃了！已经不够了！还有三个值班的没来！”

后来，又多了水电站站长和她站在一起大喊：“大红花！明天别来了！以后再也不要来了！预算超支了！超支了！”

而大红花一家悄无声息，围着餐桌继续埋头苦干。

说实话，我最感慨的并不是大红花的厚脸皮，而是大家的容忍度。

接着说大红花。嗯，再困苦再窝囊的人生，也是需要精神享受的。于是，在农忙时节最紧张的那两天，大红花一家辞工不干了。

理由是第二天在一百公里以外的某地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阿肯弹唱会（本地一种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除了歌手对唱，还会有体育竞技和歌舞表演）。

这种临时撤工的行为令人大为恼火——一时半会儿的叫我们到哪儿找人顶上当前繁重的活计？！

况且时间紧迫，南下的游牧大军已经驻扎在乌伦古北岸了。得赶在牲畜过河之前砍完花盘、晒完葵花，否则，辛苦一夏天，到头来全都做了慈善。

我们一家简直急火攻心！

我妈上蹿下跳地咒骂，也没用。

提高工资，还是没用。

我妈恨得咬牙：“活该穷死！有钱不赚，真是变态。”

我劝道：“别和她计较了。人家都已经这么穷了，若是连个弹唱会都看不成，岂不更是活得更没意思？”

毫无办法，我们只好全家上阵。连着两天，从天刚亮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累得跟猴儿似的。总算抢在牛群过河之前赶完了全部的活儿。

再想想大红花干活时从容不迫的架势，虽然依旧埋怨，却更加钦佩了。

看弹唱会时的大红花想必远远抛弃了葵花地里的劳动形象，已经全身上下耳目一新。

我曾在阿克哈拉的集市街头见过她打扮起来的样子——金丝绒的花裙子上缀了一层又一层亮锃锃沉甸甸的装饰物。脖子上的珠串子粒粒都有鹌鹑蛋大。蕾丝边的紫头巾，银晃晃的粗簪子。脸雪白、眉乌黑。

还有靴子，擦得那个亮！

说实在的，一般人打扮得如此招摇肯定会显得特俗气。可大红花不，哪怕浑身插满了花，她也有压得住的那种气派。

她本来就是丰壮体面的大架子身材嘛，稍一打扮就额外神气。

兼之左右手各拽着一长串花花绿绿的孩子，大踏步前进，目不斜视。所到之处，额外引人注目。

虽然一直都没搞清楚大红花为什么要叫“大红花”，但实在觉得这名字太符合她了！

也说不清哪儿符合。反正吧：“大红花”——呃，好名字，“大红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