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

                                                                                                         根河之恋

    根河是鄂温克人①的母亲河。

    春天，根河从厚厚的冰层中泛起春潮，河的巨大生命力迸发开来，它推去坚冰，欢快地伸展腰肢，向远方而去。这破冰时节的河水才是它真正的本色，纯真清冽，水晶一般透明。这条源自大兴安岭的河，原本的名字“葛根高勒”，正是清澈透明的意思。在一个个春天的日子里，根河回到童年，回到本真，然后再一次次丰满成熟，将涓涓乳汁流送给两岸的万千生物。

    传统的鄂温克人跟森林河流贴得最近。他们与驯鹿为伴，生活起居、狩猎劳动，都离不开看上去“四不像”的驯鹿。眼下，这些温顺的大鹿在全世界已所剩不多，鄂温克人结束了最后的狩猎，放下了猎枪。他们离开森林，进入城市或远走他乡，但敖鲁古雅部落受人尊重的长辈94岁的玛丽亚•索一步也不想离开她的驯鹿。

    一踏进根河，我就听说了她美丽的名字。先前见到过作家乌热尔图为这位老奶奶拍的一张照片。白桦林里，老人穿着长袍，扎着头巾，侧身站在一头七叉犄角的驯鹿前，她微微佝偻着身子，皱巴巴的手轻抚着鹿柔细的皮毛。鹿依偎在她的袍子下，那儿一定有着母亲的气息。她神色沉静而坚毅，嘴角两旁的皱纹宛如桦树皮上的纹路，仿佛她的脸上就印刻着她相守了一生的森林。她或许就是根河的化身，充满了母性的慈祥，又有着丰富的传奇。年轻时她漂亮能干，是大兴安岭远近闻名的女猎手，与丈夫在密林里行走，打到的猎物无论多远，总是她领着驯鹿运回部落。这位伟大的母亲至今仍恬然生活在她的鹿群之中。

    其实我很想去为玛丽亚•索拍一张照片。这些年，涌到玛丽亚•索猎民点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但我想，我这样匆匆来去，怎能配得上她的丰厚？怎能有乌热尔图探望她时目光里的深沉呢？

    因为乌热尔图是根河的儿子。当年，这位从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青年捧着他的《琥珀色的篝火》走上了文坛，刹时让人眼前一亮。人们从他的小说里，认识了这个寂寞又热烈的民族。出乎意料的是，乌热尔图后来辞去京官重返故乡。时隔多年，当我行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那些将天边画出蜿蜒起伏线条的山丘，那些怒放成海洋或孤零零独自开放的鲜花，那些低头吃草或昂头沉思的马群，还有那些袒露在草原上始终默默流淌的河，都让人忍不住心潮起伏。这位鄂温克作家返乡的理由还需要问吗？就是这草原这河流这民族，是祖先留在他身体里的血脉在涌动啊！

    乌热尔图在回到草原以后的日子里，完成了《呼伦贝尔笔记》等一系列著作和摄影作品，那是他数十载的文化寻根，是他作为一个鄂温克的儿子，对母亲的深情眷恋与报答。

    我们山外的人远道来看山，原本住在山上的人却搬下了山。

    人类到了21世纪，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必须平等相处。生活在根河的大多数鄂温克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山林，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无边的草木以及驯鹿、黑熊、狼、灰鼠和蝴蝶。在离城市不远的一个地方，新建了童话般的家园，这座小城就叫了根河。

    我们去到那里时，从山林里搬出的鄂温克人正三三两两地在自家门前干着一些零碎的活儿。男人穿着时尚的T恤和牛仔裤，女人们烫了发，有的还挑染成了黄的深红的，她们的裙子仍然长长的，跟老去的玛丽亚•索一样，但却是城市里流行的花色。

    这里的房屋都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咖啡色外墙，小尖顶，搬进来的一家家鄂温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装扮屋子，盘算着未来。鄂温克人与外族人通婚是常见的事情，近些年更为普通，他们的孩子大多取的是鄂温克名字，成为这新部落的新一代。这里曾有过多年的繁忙，大兴安岭的木材源源不断地从根河运往大江南北。眼下，过往的一切留在了画册里。伐木工变作了看林人，大批工人需要学习新技能，谋求新职业，他们在努力与以往告别，与未来接轨。

    根河天亮得很早。走到窗前一看，根河就在眼前，河对面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人在翩翩起舞，似乎这个小城的人都聚集在此了。根河的水伴着音乐荡漾，我忍不住踱过根河桥，进入了舞者的欢乐。用不着有任何忐忑，大家都是这样笑着来又笑着去的。这些根河小城中的曼妙舞者啊！我模仿着她们举手投足，扭动腰肢，想象着生活在此的种种愉悦。那是我度过的最为愉快的时刻。

    阳光将河水映照得流光溢彩。我知道我虽然来过了，但却远远抵达不了这河的深奥，我只能记住这些人和这些让人眷恋的时光。

（取材于叶梅的同名散文）

注释：①鄂温克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东北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

雪窗帘迟子建

    坐在下铺靠窗位置的是一个老女人，我上车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多半，看上去六十左右，穿灰棉袄，扎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带着一只篮子。她似乎怕别人不小心踢着那篮子，时常地往下望上几眼。她大约是不常出门的，像小孩子一样用指甲刮开车窗上的霜花，不停地朝外张望着。她的自言自语声引得我忍不住想笑。比如她轻声嘀咕：“这荒郊野外的还亮着灯，这不是给鬼照亮的嘛。”这电线杆子可真多啊，隔不远就一个。这电是从哪里走的呢？”

    一个胖乎乎、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说他要睡觉，让老女人赶快让开。老女人从裤兜里掏出票来。她的票是这张铺位的，千真万确。很快，列车员过来了。她听明了事情原委后，对老女人说：“这事情怪不了别人，你不换票，火车开出半小时后，就等于放弃了对这铺的权利。这铺已经卖给人家了。”“那我上哪里坐着呀？”她颤着声问。“坐边座上吧。”列车员说，“没别的办法了。”

    老女人落下了眼泪，提着篮子来到边座上。她看了一眼那贴着车厢壁立着的座儿，说：“它立着我可怎么坐呀？七仙女的屁股也坐不稳定呀！”她的话引来一片笑声。列车员一伸手把那弹簧座拉了下来，说：“这是可以活动的座，你一起身就自动立起来了！”老女人把篮子放到窄窄的桌上，小心翼翼地坐下来，用手护着那只篮子。一个年轻人叹了口气，说：“唉，可惜我买的是上铺，您也爬不上去，要不我就让给您得了。”

    这时从靠近门口的地方走过来一个穿驼色毛衣的男人，他看上去有六十左右了，戴一副老花镜，手中提着一份报纸。他对年轻人说：“我是下铺的，我能爬到上铺去，你让老太太睡我的铺，我睡你的不就行了吗？”

    那年轻人听了老人的话连连摆着手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不能让你到上铺去，万一磕碰着怎么办？”

    “我天天早晨都打太极拳，什么毛病都没有，别说爬上铺了，就是上树都没问题！”老人拍着胸脯说。

    “那可不行，万一有闪失，我可负担不起！”那人的脸涨红了，借口上厕所，逃之夭夭。老头叹了一口气，说：“不诚心让铺，装什么好人啊。”说完，回自己的铺位了。有个抱小孩的妇女说：“我带着孩子睡在下铺，可是小孩子离不开我，不认别人，我要是在家，她奶奶搂着她睡都不行。她不认生的话，我就让你和她睡一个铺了。”我犹豫了一下，轻声对她说：“要不你和我睡一个铺，你睡前半宿？”“姑娘，不用你费心了，我能坐着，不就是一宿吗？”先前我还有些紧张，她的话竟使我一阵轻松。我说：“要不我睡前半宿，后半宿你睡？”车厢突然暗了下来。我睡不着，不时地翻身探头看一眼老女人，她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样子就像一个用心听讲的学生。我终于在黎明前连续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见她依然把手搭在篮子上，端正地坐着。我不由得心生羞愧。我跳下中铺，对她说：“大娘，到我的铺上休息一会儿吧，篮子我帮您看着。”

    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快到站了，不麻烦你了。”她的话使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喉咙那里热辣辣的，仿佛着了火。

    天色渐渐地亮了。经过了一夜寒冷的旅行，车窗积满了厚厚的霜雪，仿佛挂了一幅严严实实的雪窗帘。老女人又开始用指甲去刮霜花了，那声音“嚓嚓”响着，就像刀在割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阵阵疼痛。

    抱小孩的妇女过来了，她对老女人满怀歉意地说：“原想着和孩子早点起来让你去躺躺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一觉就睡到天亮了。这时，又有几个旅客过来让她去自己的铺位躺一会儿。老女人回答大家的话总是一个内容：“这一宿都挺过来了，就要到站了，不用了。”

    前方就要到青杨树车站了，那是老女人下车的地方。她的腿已经麻木了，走得很迟钝，踉跄着，像是拼尽全力在拖着两条腿走。她挎着的那只篮子，也跟着她踉跄着。

    我坐在老女人坐过的边座上，透过她刮开的那道明净的玻璃，望着那个小小的站台。她终于下了火车。她把蓝围巾系到头上了，缩着身子在站台上张望着。火车启动了，她的身影很快就被甩在车后，甩在一片苍茫的白雪中，模糊了，不见了。而我所坐的座位，还残存着她的体温，那么的热，可我却觉得周身寒冷，从未有过的寒冷。

光束里的微尘

秦德龙

    他在漫不经心中发现，一束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而静谧的光束中，悬浮着一些微尘。他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抓不住。那些微尘忽然飘动起来，瞬间消失在幽暗深处。

    渐渐的，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微尘是在光束中存在的。如果试图挡住它们，它们即会遁失。

    微尘尚且如此，那么个体生命呢？离得开阳光吗？

    到阳光下面去，晒晒太阳。他时自己说。

    每一枚太阳都是新鲜的。

    他曾经到过大海，也到过大山，还到过城市里，感受着太阳带来的温暖。是的，大千世界，让他感慨，可后来，他还是厌倦了一切。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何况，他无法忍受来自生活的挤压，从各方面的挤压。

    他再次回到蜗居的小屋，每天对着电脑，虚构着人生。这天，他百无聊赖，在电脑上敲下几个文字；“昂贵的证据”。很快，电脑便跳出了博尔赫斯的诗句：“这是多么昂贵的证据，尘土，使我们相信难免一死。我们放慢脚步，压低嗓音，走过一列列缓慢的墓碑……”

    博尔赫斯的诗句，在他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他一遍一遍地默读着那些诗句，不住地洗刷着自己的心灵。自己是多么渺小啊，犹似一粒微尘，微不足道！火热的生活，自己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呢？该拥抱它才是！

    于是，他打点行装，来到了太阳照耀的乡下。

    他看见一个老农民头顶着烈日，扶着耕牛身后的犁铧在田野里劳作。也许是累了，老农民慢慢地吆喝耕牛停下，然后，楗出一支烟，坐下来休息。香烟从老农民的鼻孔中袅袅冒出，景象美极了。他看得发呆，忘记了时间。

    老农民没有搭理他，在老农民的心中，他是不存在的。老农民吸完了烟，缓缓地站起了身子，重新吆喝耕牛犁地。

    他昂头走了，去寻找乡村新的风景。他边走边想，自己也就是一粒微尘，如果没有阳光的照射，别说舞动起来了，恐怕已不知飘向了何方。

    灵魂啊，需要阳光！

    回到生存的城市，他找来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微生”论坛。每晚，坐在电脑前，发表自己的感悟。那些深邃的思想伴随着妙语连珠，洒向广袤的宇宙。以往，他几乎是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的，落落寡合。从乡下回来后，他像变了个人，生命中总有使不完的热情。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不说出来，灵魂无从安放！

    人们悄悄地打量着他，议论着他。

    他知道，自己也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得有普通人的活法，得过普通人的日子。

    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每天，夹着公文包或拎着手提电脑，行走在路上。

    又后来，他娶妻生子，建立了一个安康和谐的幸福家庭。

    只是，一个人孤静的时候，他会回忆从前的日子。这时候，他就打开博尔赫斯的诗集《里科莱塔》，为自己读上一段。然后，对着灿烂的银河遐想，把神秘的夜空瞭望。

    他依旧在“微尘”论坛里发表自己的言论，这都是他对人生的观察、体悟。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许多粉丝。这些粉丝不断地要求他更新论坛里的帖子，把精辟的论断展现给大众。

    他无法满足粉丝们的要求，只是按部就班地做着想做的一切。他把自己比作一只老黄牛，他喜欢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有一天，妻子问他：“你为什么喜欢老黄牛呢？”

    他若有所思地说：“在乡下，有一位老农民。扶着老黄牛身后的犁铧在犁地。”

    妻子又说：“你这个人就是喜欢低调。”

    他温厚地笑道：“我看见了光束里的微尘，只有阳光照射它，它才会舞动。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黄牛就是这种品格——需要阳光！”

    接下来，他和妻子同声朗读博尔赫斯的诗句：“这是多么昂贵的证据，尘土，使我们相信难免一死。我们放慢脚步，压低嗓音，走过一列列缓慢的墓碑……”

    妻子陶醉地说：“让我们一起慢慢地老吧。”

    他笑道：“还是让我先死吧，死在你前头！”

    妻子捶了他一下，充满诗意地说：“想得美，谁先死谁有福，还是你送我吧。”

    他揽住妻子的肩头，幸福地笑了。

从母亲到外遇（节选）

余光中^①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养蚕之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我被称为“台湾作家” 久矣。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文章选自散文《从母亲到外遇》，有删节）

【注】①余光中：台湾作家，诗人，1949年离开大陆到香港，一年后又去台湾，先后在台北、高雄任教，并坚持创作。其间曾到香港沙田任教11年，发表了大量描写歌颂香港的诗文。近50岁时到欧洲旅游，64岁时曾回到大陆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