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於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於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原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党人，后徙广平洺水县。起宗生长兵间，学书无从得纸，父削柳为简 ， 写以授之；成诵，削去更书。年十七，会立蒙古学，学辄成，辟武卫译史。御史中丞塔察儿爱其才，迁中台译史。仁宗即位， 转中书译史，累迁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东宫官属，辅导德义，财赋非所治也。”朝廷是之。迁南台御史。

    建康多水，或实灾而有司抑之，或无灾而诉灾，起宗微行得实，人以为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顺王征八番。是时，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极言武昌重镇，当备上流之师，亲王不可远去，力止之。及王入见，帝谓曰：“八番 之行，非秦元卿，几为失计。”朝议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笔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台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妇人贱买县官屋不报起宗从台官入见跽辩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会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无以正国法。”和尚服辜。帝曰：“为御史，当如是矣。”又劾闽宪卜咱耳窃父妾以 逃，其父愤死，渎乱天常，流之岭南。自是尽言无讳，皆见听用。迁都漕运使，帝召谕之曰：“漕输事多废阙，赖御史治之尔。”出为抚州路总管，至官，有司供张甚盛，问其费所从出，小吏不敢隐，曰：“借办于民。”遂亟使归之，几席仅给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礼即止。因谕众曰：“我素农家，安俭约，务安静，庶使吾民化之。”居一岁，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书致仕，居一岁，卒，谥昭肃。

（节选自《元史•秦起宗传》）

齐之国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贫，自宋之齐请其术。国氏告之曰：“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阁。”向氏大喜，喻其为盗之言，而不喻其为盗之道。遂踰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时，以赃获罪，没其先居之财。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往而怨之。国氏曰：“若为盗若何？”向氏言其状。国氏曰：“嘻！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今将告若矣。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宝，谷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

（《列子·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