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节选）

    《广州日报》：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下，你怎么能写出那么清新淡雅的文字？

    林清玄：其实，这是从我个人的需求出发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很穷，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一心想要成功，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成为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报馆工作，又做了报社主管；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文章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书很畅销。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蛮成功的。但当时我并不快乐也不满足。于是，我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何在。慢慢地，我发现，如果成功却失去快乐，这种成功还不如不要。在都市中努力拼搏的人们一心只顾着赚钱，一味追求物质和现实的享受，其实内心充满迷惘。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需求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求。

    《广州日报》：你一直处于非商业性的写作状态，但作品一直热卖，对此，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林清玄：作品能受到什么样的理解或欢迎，是没办法预期的。我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深圳一所小学的校长写信邀请我前去演讲，因为小学课本里选了我三篇文章。当时我很感动，20多年前写那三篇文章时根本不会想到它会入选小学课文，也不会想到小学生们希望我前去演讲。在创作时，你可以掌握的，只是自己作品的方向。

    《广州日报》：你的作品常常涉及茶道和佛教智慧，这跟周作人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处？

    林清玄：某些部分有相似，但实际上很不同。我读过周作人的全集，也很喜欢他的文章，但我没有受到他的影响。他太喜欢掉书袋，自己的意见只有一点点；另外，他的文字也没有伸缩性，一般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我呢，不喜欢掉书袋，自己不感动的东西不会去写。

    《广州日报》：那么，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林清玄：在中国作家里，苏东坡对我影响最大，还有辛弃疾、杜牧、李白等，他们都是些潇洒自在的人。苏东坡的作品里有很多生活的元素，而且，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都能写出好文章。另外，在外国作家里，泰戈尔、纪伯伦、惠特曼等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生活化；二是有点自由派；三是有些哲学和思想，而不是纯粹好看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刻意去学习他们，而是他们慢慢对我形成了影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我觉得文章应该很浅白，在浅白中有感动、向往等美好的东西。

    《广州日报》：近些年，国学热逐渐升温，一些地方还会给学生举行开笔礼啊之类的传统仪式，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应该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才会有信心。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到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不过，一个教授在中央台讲《论语》竟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开始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承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断层，是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

    《广州日报》：记者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清玄：10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一般的作家写了3000字可能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但我写文章时会马上进入主题、进入重点，这是新闻从业经历对我的启发，因为突出重点是新闻写作的本质所在。还有，记者常常是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了解，我写文章时不会故弄玄虚，而是尽量使文字浅显易懂。很显然，一篇文章10个人看了之后鼓掌与100个人都能读懂这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更大。

    《广州日报》：可以说，你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但快节奏的都市中，生活似乎慢不下来？

    林清玄：慢生活常常会被曲解为不积极的、消极的生活。其实，慢生活重要的不是时间的进程，而是做这件事情时，你的内心是否从容。我以前在电视台讲慢生活，有人就骂我说慢生活让年轻人没有斗志。其实，你泰然自若也可以很有斗志，你很紧张也不见得你有斗志。比如，你看奥运会上的那些最了不起的选手，他们内心都很从容，他很轻松却完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反而那些功夫不好的选手很紧张。所谓从容，就是有定力、有定见、有对人生的长久规划。

    《广州日报》：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商业炒作，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对此比较宽容。其实，很快做成的东西也会很快消失，以前的作家是把脚印刻在石头上。而商业炒作一本书，就像在沙滩踩脚印，潮水一来，脚印就消失了。时间会筛选作家和作品，对于各种炒作现象，其实不必太在意。

材料一：

    1月3日晚上，两位90后女主播在某平台直播手撕郭敬明和沈煜伦的书，双双称不读书也能赚大钱开跑车。在当晚的直播视频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唯独对其中的书本不屑一顾，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长大以后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了，读书又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大，波澜壮阔、不可名状。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二：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读了几年大学，还不如中学毕业就去做生意的同学，人家都有车有房了，自己却什么都没有……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其实，广义来说，读书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学会思考的长期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等同于换一个高等学历。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教育并进步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读了大学，不代表马上就能实现“逆袭”，但不读大学或许更难华丽转身。它反馈于人的“好处”，未必能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马上兑现，而常常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其中好处，需慢慢体会。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却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除了薛屯村，媒体还报道过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这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任何观念的形成，都有其内在逻辑。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除了贫穷、当地基层村组织格外重视教育等原因，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介制、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近年来，无人机开始在民用市场起步，其中农林植保和电力能源巡检这两个领域表现出对无人机较为迫切的需求趋势，且具备较为可观的市场规模前景，而考虑到无人机现阶段的技术已可满足需求，故预计供需的契合度较高。在其他相对小众的民用领域方面，无人机凭借其优势，预计也将在消防救灾、公安系统、国土测绘、气象环保监测、包裹派送等方面一展身手。

材料二：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三：

    在无人机“黑飞”愈发猖獗的今天，及时出台法律和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航空安全刻不容缓。要有效禁止“黑飞”，就必须通过法律明确划定界限，怎样使用无人机才算合理合法地“白飞”？许多购买无人机的朋友，可能既不清楚如何申请证照，又不太明白哪些地方是禁区，对于“黑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缺乏认识。一些无人机使用者只是觉得机场周边空旷，因此到机场附近放飞无人机。自己觉得无人机距离机场尚有距离，却不知不觉进入了航道，给航行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法律需要明确划定边界，证照谁来管理，哪些地方可以放心使用无人机。

    绑住无人机任性的翅膀，离不开技术创新。例如，技术手段已经证明“电子围栏”可以有效避免无人机越界。又例如，一些企业对于售出的每一架无人机都能在云端实时监控。假若企业和监管部门在技术层面肯投入，无人机越界“黑飞”的现象就会得到整治。

    杜绝无人机“黑飞”，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无人机购买者和使用者的安全和法律意识。有人建议，要采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每一台无人机的产品说明中都做出明确警示并引导用户到监管部门网站了解相关法律和禁飞区域。无论怎样，只有唤醒每位无人机使用者的法律意识，才有可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

（选自王健《作为“双刃剑”的无人机》）

材料四：

【注】无人机自主控制等级是衡量无人机技术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材料五：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2017年6月1日起，已经或正准备购买无人机的用户需要注意，如果您的无人机起飞重量在250克（含）以上，就必须根据民航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进行实名登记注册。8月31日后如果仍未注册，其行为将被视为非法，无人机的使用也将受影响。

    民用无人机的登记注册制度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是无人机管理的基础。5月18日，民航局已完成民用无人机登记注册系统的开发并上线运行。

    2017年以来，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事件频发。据民航局方面介绍，仅今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就发生12起无人机违法违规运行威胁民航安全事件，其中7起造成航班调整、避让、备降、延误。

    6月12日晚，重庆机场遭遇无人机干扰，持续近4个小时，造成重庆机场40余个航班备降，60余个航班取消，140余个航班延误，上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材料一：

夏曾佑以猫论虎之说其实与金圣叹想象小说家“解衣踞地”作扑、掀、剪一样，都无法解决打虎的知识性难题。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正因为这是读者无法印证的知识，所以才使他获得了发挥的空间。《水浒传》“武松打虎”这个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段，所谓一扑、一掀、一剪的三段式打斗过程，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三拳是异曲同工的，后者用油酱铺、彩帛铺、全堂水陆道场的生活知识唤起读者的真实感，武松打虎则用人虎相搏同样“事不过三”的过程感营造出一种匪夷所思的真实感，并成就了《水浒传》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的艺术魅力。

    《西游记》也善于运用日常知识进行戏谑性描写，以达到绝佳的娱乐效果。如第三十九回写太上老君很不情愿地递与孙悟空一粒金丹去救活乌鸡国王，孙悟空接了金丹，就往口里丢，慌得老君揪住孙悟空就揝着拳头。作者写道：“原来那猴子颏下有嗉袋儿。他把那金丹噙在嗉袋里。”点出了孙悟空戏弄老君的生理特点亦即这一描写的知识点。又如第六十八、六十九回在朱紫国的描写，将中医诊脉、医药知识真假参半地糅和在一起，娱乐效果也极强。

    当然，为了不影响小说的娱乐效果，一些小说家在纳入知识性内容时，还会根据情节展开的需要进行适当的安排。也就是说，娱乐化的知识要素，不一定都是准确无误的知识。关键是，知识性不应成为娱乐性的障碍。而在一些小说中，我们也确实看到，知识的生硬或过度阑入，也可能会降低小说的“易读性”和“可读性”，进而降低小说的娱乐性

（节选自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

材料二：

    赛珍珠以亲身感受准确、贴切地阐明了这样一种事实：“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是只是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我指的是吸引和占有整个思想注意力。我指的是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我指的是鼓舞人们的志气，但不是凭经验谈论艺术，而是通过关于每个时代的人的故事，使人们觉得是在谈他们自己”。与说教、解忧和劝谏都不同，在民间，小说是人自然性情的流露和外化，能给人以快感，在认识、娱乐、教育、交际、陶冶、启迪、审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功效。她进一步从本质上提示了民间小说与圣贤哲人著述的相异点：“中国学者的态度终究未能压制住故事在民间的‘生长发育’……文学这一样式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贴近生活，着实让人吃惊。中国人生哲学经典著作中的人物均是中国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模样，换言之，那是理想的境界，而在故事和小说中，人们发现的才是真实的中国人。”这与黑格尔所谓欣赏者“按照自己的信仰、情感和思想在艺术作品里重新发现他自己，而且能和所表现的对象起共鸣”的理论表述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节选自刘澍芃《赛珍珠论中国传统小说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可以说，娱乐性是中国小说与生俱来的美学特征，娱乐性并不能使小说思想更深刻、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与境界，但可以使小说更好看，更具可读性，构成小说更丰富的内涵。即使在小说更多元发展的今天，娱乐性极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的小说给人的整体感受是太沉重，作家背负的精神压力太大，完全忘记了小说的娱乐精神。要么在急于批判现实中迷失自我，要么被世俗利益牵制，被低俗趣味蒙蔽。近些年，又呈现出小资化的写作倾向，缺乏对来自土地、来自于生活一线的、来自底层的鲜活生辣的生命状态的书写，而这恰恰是娱乐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现在很多小说，无论作者如何吹嘘自己小说创作的高妙，尽管理伦家如何去阐释它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但普通老百姓并不买账，这个事实，即便在我们著名作家中并不少见。譬如莫言，获得诺奖，按理应该是一时洛阳纸贵，然市场销售并不好。我想，或许文学的娱乐精神的缺失，没真正唤起底层的阅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节选自周明全《中国小说中的娱乐精神》）

我们失去了和自然交流的语言

刘亮程

    不久前我在鄯善迪坎儿村，见一大棵梭梭树长在路旁。我从小认识梭梭，见了亲切得很，就像看见一个亲人站在那儿。我对这个村庄也一下有了兴趣。一棵本来只能当烧柴的梭梭，在村里枝条完好地长了这么多年，一直长到老，谁在护着它呢？迪坎儿村紧挨沙漠，走进一户人家，门前一渠沟水流，葡萄藤蔓覆盖了整个院落。转到屋后，发现后墙已经被流沙淹埋掉大半，沙漠从这户人家的后墙根，一望无际地远去，没有一点绿色。

    我生活的新疆地域辽阔，大块地存有一些自然风光，除了几个国家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在相对疏松的村镇之间，连绵的农田间隙，还有幸能看到荒野草原、沙漠戈壁，这些暂时没被人侵占的地方，长野草野树，或寸草不生，任风沙吹刮。不像内地中原，城市村庄紧凑相连，农田密布，整个大地住满人长满人吃的粮食，没有一块闲地供野草生长，更别说有野生动物了。自然退居到偏远边疆和那些不易人居的荒芜山岭。城市的野生动物只剩下苍蝇和老鼠，乡下也差不多。

    美好的自然景观离人们远了，迫近的却是自然灾害：地震、泥石流、旱涝、反常气候。这是自然的另一面。其实自然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无论身居都市还是乡村，我们一样在自然的大怀抱中。包括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所有的城市、政权、宗教、文化文明，都建立在一个最大的自然——大地之上，苍天之下。它动一动身，这一切便都不存在。但它厚爱着我们，不会轻易动身。我们却常常忘记承载我们的大地，护佑我们的苍天。

    古人云：厚德载物。宽厚的大地承载江河山岳，也承载毛虫小草；承载秀水江南，也承载荒漠西域。它的德是公正。而说出厚德载物的人，则听懂了大地语言。庄子懂得自然的语言，那些古代优秀的文学家都懂，他们通过草木虫鸟、云霞水土跟自然交流，心灵在天地万物中神游，获得启迪和智慧。

    《诗经》中上百种动植物，个个有名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只叫雎鸠的鸟，关关地鸣叫着出现在《诗经》的开篇，这是古代诗人给一只鸟的待遇，有声音有名字，有尊严有位置。如果在现代诗人笔下，很可能就写成“一只鸟在河边叫”了。至于是只什么鸟，大概没多少人在意。

    现在大地上所有动植物都有名字，我们却不知道或不懂得用名字去称呼它们，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读到的多是对动植物的称呼，把地上长的都叫草，天上飞的都叫鸟，不懂得去单个地叫出一棵草、一只鸟的名字。一方面是不认识，另一方面在意识中或许没有对所书写对象的敬重。

    有一颗能跟自然交流的心灵，懂得尊重自然，敬畏人之外的生命，才可能听懂自然，知道一棵草一朵云在说什么，漫天星星在说什么。自然跟我们交流的唯一渠道是心灵。现代人也有心，但是不灵了。小时候，夜晚躺在草垛上，看见身边的狗在看星星，也跟着看，我从来不认为狗看不懂星星，狗大概也不这样认为我。看星星其实再简单不过，抬抬头，就可以看见那些遥远的星星，你能感到它们一直在注视着你，你也在注视着它们。

    包括地上的一块石头，一个土疙瘩，也一直这样注视着我们。只是我们的心不灵了，感觉不到一个土疙瘩的注视。自然不跟我们交流了，我们也早已失去和自然交流的语言。

    鄯善迪坎儿村的人们还在自然中，他们从来就懂得怎么和沙漠荒芜一起生活，怎样和仅有的一点水源、一架葡萄还有一棵梭梭树一起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懂得怎样贫穷地生活。

    材料一：

    所谓996，是指工作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企业盛行的加班文化。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根据上述规定，若公司强制实行996工作制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强制要求的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

    张耀律师表示，若是单位安排员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单位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或予以调休；但若员工出于自愿加班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加班，单位也无需支付加班费。如果企业利用鼓励的模式变相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比如公司因员工拒绝加班而对员工降职、降薪、处罚、辞退的，员工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尽快构建起法治维权的法律体系，重点治理各种形式的“隐性强迫”加班现象。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二：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企业不仅要让员工更努力地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地工作；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

    材料三：

    互联网各类企业分布比例图

    （选自《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四：

    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要劳动者的奋斗与拼搏。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996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劳动者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因此，正确打开996话题的方式，不是要不要奋斗拼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按照“效率工资理论”的观点，员工工资水平越高，他们的生产就越有效率，忠诚度也会大幅提高。当然，员工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注重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如此，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就业和体面就业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4月1 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