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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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综合题 题类:真题 难易度:普通

简答题

(1)、在《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冶中,鸳鸯说:“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一个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儿。咱们今儿也得了一个女篾片了。冶鸳鸯她们要取笑的“女篾片冶指谁?请结合本回情节,归纳她的性格特征。

(2)、《边城》中,端午赛龙舟,二老失足落水,上岸后迎面碰上翠翠。翠翠没有说话,到处找黄狗。黄狗泅水而来,翠翠说:“得了,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冶翠翠对黄狗说话这一情节,体现了她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老教授的“赤子之心”

    肃穆庄严,凄楚沉重。没有花圈簇拥的场景,也没有白菊黑纱的仪式,灵前唯书有他的生前所言:“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死生亦大矣

    北京长青园公墓的一块碑上刻着众多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名字,“赵家和”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当中的一个。

    2009年,当得知自己患有肺癌并伴随脊椎和脑部的转移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了打算: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专款专用,捐资助学而非治病。他甚至为此开始在医药费上省钱。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英国进口的靶向药,药效很好,但是很贵,一片就要500块钱,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印度有一种仿造的同类药物只要50块钱一片,就托人从印度带了一些。结果,仿造药却造成他全身过敏。

    2011年,身体衰减、大不如前的赵家和找到了能够放心接管他所有财产的委托人,好友兼同事陈章武,将1409万元悉数托付。他希望陈章武能够把自己的愿望即成立助学基金会做捐资助学的事业进行下去。

    2012年7月,基金会正式成立。两个星期后,赵家和教授去世。遵照他生前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不安排遗体告别仪式。

    豪气峥嵘老不除

    从小出生、成长在清华园里的赵家和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父亲是解放前清华大学法学院系主任,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家庭教育对天资聪颖的他来说仿佛如虎添翼。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些毫无疑问让他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包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他惨遭抄家、隔离审查,经常被斗或者陪斗。由于害怕妻子承受不了,他从来不说,一个人承担着重大的压力和苦难。

    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入了清华大学科研处。当时世界银行提供给清华大学第一批无息贷款,他被委派到国外选购一批计算机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来充实学校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他不厌其烦的和外商砍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挑出技术漏洞以降低对方博弈的筹码,最终迫使急于将商品打入我国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市场的外商以每种型号计算机几乎一半的价格成交。

    为与世界接轨,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赵家和接到任命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工作。那时的他讲课吸引人是公认的。他本身就有颇具磁性标准的男中音,再加上他从来都不照本宣科,学生也不用买书,一堂课最多发两张印有图形的讲义,一堂生动的金融案例课就开始了。

    “无线电、计算机再到经济金融,他始终站在学术潮流前沿。”陈章武说。

    但行好事

    1998年赵家和退休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做客座教授,在一些学术机构讲学,到一些著名公司兼职担任顾问,那时才开始有了一些积蓄。

    “这钱给你拿去练手吧。”赵家和将这些钱交给刚刚投身金融投资管理行业的学生,在该学生精心的管理下,这笔钱成倍增值,这也是他日后所捐巨款的来源。

    赵家和常说自己是君子自安,虽居陋室,自谙芬芳。那时在美国的他就和好友刘尚俭谈到了自己想要资助偏远地区的学童的想法。2001年67岁的赵家和跟好友刘尚俭说,他要返回北京。刘尚俭非常吃惊:“我 说你在美国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有回家的念头?”他却说:“信美然非吾土,田园将芜胡不归。”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2006年开始到2009年,先后捐出的200多万的个人款项,让好几百个孩子从中受益,可是三年下来,始终无法形成系统持久的助学模式。这时,他才想到了成立助学基金会。

    为了这个基金会,他将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身患重病的他反复强调,在基金会的名称和章程中一定不能出现自己的名字,他和家人今后也不在基金会担任任何名誉或实质性的职务。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马裤先生

老舍

    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火车还没动呢,不从北平上车,由哪儿呢?我只好反攻了:“你从哪儿上车?”

    他没言语。看了看铺位,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茶房!”

    茶房跑来了。“拿毯子!”马裤先生喊。

    “请少待一会儿,先生,”茶房很和气的说。

    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别无动作。

    茶房刚走开两步。

    “茶房!”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

    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

    “拿枕头!”

    “先生,请等一等,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茶房说的很快,可依然是很和气。

    茶房看马裤客人没任何表示,刚转过身去要走,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茶房!”

    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赶紧转回身来。

    “拿茶!”

    “先生请略微等一等,一开车茶水就来。”

    马裤先生没任何的表示。茶房故意地笑了笑,表示歉意。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腿刚预备好要走,背后打了个霹雳,“茶房!”

    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便是耳朵已经震聋,竟自没回头,一直地快步走开。

    “茶房!茶房!茶房!”马裤先生连喊,一声比一声高: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茶房始终没回头。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坐在我的床上。“你坐二等?”这是问我呢。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

    “你呢?”我问。

    “二等。快开车了吧?茶房!”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茶房从门前走过。

    “茶房!拿毛巾把!”

    “等等,”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

    车开了,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

    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到了丰台,车还没停住,上面出了声,“茶房!”

    没等茶房答应,他又睡着了;大概这次是梦话。

    过了丰台,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茶房来了,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

    “干吗?先——生——”

    “拿茶!”

    “好吧!”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

    “不要茶,要一壶开水!”

    “好啦!”

    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

    有趣!

    到了天津。又上来些旅客。

    马裤先生出去,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走了。下了车,看看梨,没买;看看报,没买。又上来了,向我招呼了声,“天津,唉?”我没言语。他向自己说,“问问茶房,”紧跟着一个雷,“茶房!”我后悔了,赶紧的说,“是天津,没错儿。”

    “总得问问茶房;茶房!”

    我笑了,没法再忍住。

    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

    刚一开车,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

    我给他数着,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茶房只来了一次,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车上总该有人知道,茶房应当负责去问。茶房说,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万一车走迷了路?!茶房没再回答,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

    他又睡了,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而是照顾了车顶。

    我的目的地是德州,天将亮就到了。谢天谢地!

    我雇好车,进了城,还清清楚楚地听见“茶房!”

    一个多礼拜了,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

(有删改)

阅读《品质》片段,完成各题。

(一)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那年,我够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了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

(三)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的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筒马靴。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阅读下面一篇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白采

朱自清

    ①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②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③ “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正在这时,平伯转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我只能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自解,听之而已。

    ④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给我看。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也告诉了他。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还说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

    ⑤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的一间亭子间。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间房里照的。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的缘故,也未可知。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这一天,学园的朋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手作别。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

    ⑥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时,他要去集美作教;他听说我有南归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张小影给我。这是他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他说是聊寄仁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复把玩而不忍释,觉得他真是一个好朋友。这回来到立达学园,偶然翻阅《白采的小说》,《作诗的儿子》一篇中讥讽我的话,已经删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给他的那封长信,他还留在箱子里。这使我惭愧从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现在死了,我又能怎样呢?我只相信,如爱墨生的话,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

    ⑦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原载1926年10月5日《一般》第10号第2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露天教室

李汉荣

    记得那是秋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坐的那个教室,低矮,潮湿,光线昏暗。窗玻璃碎了,就用报纸糊上,好像舍不得用白纸糊。学校太穷了,但我们不怨学校,因为同学们都是农家子弟,都穷。学校再穷也有这么大的教室,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几十个小孩子挤在教室里,又闷又暗,这可比不上家里那么自在、随便。我和同桌喜娃都感觉上学不好玩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姓王,别的老师叫他岳仁老师,他好像是忍不住了。

    那天上语文课,王老师扶扶眼睛,擦擦脸上的汗,说,同学们,闷不闷呢?

    大家齐声说:闷。热不热呢?热。暗不暗呢?暗。怎么办呢?教室默然。

    王老师看看大家,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也同意。我上语文课的时候,如果天不下雨,就到野外去上。这一段主要是识字,许多字在大自然里都能找到,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大自然里受到启发,发明了这些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大自然里体会先人们造字的艺术。同时,野外敞亮,空气好,对大家身体有好处。你们愿意吗?愿意!

    于是,刚刚“圈养”起来的这批乡下孩子,就有了“放生”的机会。

    那个露天教室距离学校约有三百米,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四望皆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原,一条小河朗诵着一组费解然而好听的句子蜿蜒北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抬头看天,天好像也在低下头,面对面的看着我们。这时我们已有一点点“文化”了。忽然在没有文化的天底下、野坡上学文化,一切都变得陌生、神秘起来。

    我们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哪个字是“山”?同学们都认识了“山”,老师说,是啊,我们的四面八方到处都写着山,这就是象形字,模拟自然物象发明的字,发明这个字的古人,说不定与我们一样,也是个山里人。

    再看“水”,随着老师的提示,我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前面的那条小河是的,我们看见了水,认识了水,水,从河里流进书里,又流进我们的记忆里。

    最有意思的是这几节课。那天早上第一节是语文课,我们早早就来到坡地。

    当我们打开课本,天空也哗啦一下子打开课本。蓝莹莹的黑板上,写着亮灿灿的一个“日”字。而离开“日”字不远,蓝黑板上还隐隐约约写着一个“月”字。

    这白昼的月亮,夜晚的字迹还没有从黑板上擦去。

    老师兴奋地望着我们,望着天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领着我们齐声读起来。

    我们都离开课本,望着天上的旭日和残月,此时的我们,使用的是多么大的课本啊。

    太阳渐渐靠近了月亮。老师说,同学们,你们看,天上的板书,那是一个什么字?

    坡地上响彻着童声:明,光明的明,明天的明,明白的明。

    就这么我们认识了日,认识了月,认识了明。那个蓝莹莹的黑板,就写着这三个字。三个字,再过一万年都在记忆里刻着。还有一次,老师教我们读写“人”字。一撇一捺,很好写。但做人可不容易啊。同学们,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写好这个人,做好这个人啊。

    正在这时,一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从坡地不远的玉米地边走过。老师让我们注意,看前面,一个字走过来了,大家快认啊

    那不是一个“人”字吗?是的,那个人的肩上多了个什么?一根扁担。

    是的,也是多了一横,这个人字就变成“大”字了。

    老师继续说,这就是说,劳动使人变大了,或者说,大人们总是很辛苦地劳动。

    我看那个人,似乎很熟悉,仔细读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

    父亲始终不知道,多年前他是我们的一个象形字,他被很多孩子写进了记忆的黑板上。

    老师接着说,是的,人的肩上扛根扁担就成了大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劳动使人变得伟大了,但能不能说,人就是最大的东西呢?

    我们回答不上来。

    老师指着远处渐渐变小了的人字(我们的象形字,就是我的父亲),说,这位叔叔,也就是这个“人”字,因为劳动(那多出的一横,那根扁担)是“大”了,你们再往高处移动一点点,是个更大的东西,你们看见那是什么?

    老师指着我渐渐变小的父亲,那个移动的大字和大字上方,领着我们齐声读出一个字:天,天空的天,天亮的天,天天向上的天。

    在坡地,在露天教室里,我们只上了不到十节课,这位王老师就被调到别处了,我们也就结束了这段快乐有趣的日子,重新回到低矮、潮湿、昏暗的教室。由“放生”回到“圈养”,回到小小的课本里。

    这些年,已是中年的我,常常回想往事,把日历一天天倒着往回翻,翻着翻着,就翻到了童年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访问过我当年的中学小学,令我伤感的是当年的教室都拆了,校址也搬迁了,竟然找不到往日的一石一瓦,那多梦的年华,全都深埋进岁月的厚土里了。

    去年,我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个露天教室,那个平缓的山坡、这不起眼的地方,却是我心中的名胜古迹。

    它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平缓,略微倾斜。王老师当年讲课的位置,稍高一些,在这样的角度面对他的学生,面对我们身边摊开的无限延展的课本,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奇妙而宽阔的美感。现在想来,王老师虽只是个小学教师,但是他是深有教养、别有胸襟的人。从今天的眼光看,他也是个另类,是高品位的另类。我深深的想念着王老师,岳仁老师。

    坡地四周有许多树,柏树,松树,槐树,香椿树,青冈树,是个杂木林。我坐在被树木的绿荫和香气笼罩的坡地上,闭起眼睛,让时光倒流,流到那露天的童年,流到那鸟飞草香的童年,流到那写满象形字的童年。

    山还在那里写着山,水还在那里写着水,云还在写云,雾还在写雾,田还在写田,苗还在写苗,虫还在写虫,羊还在写着、念着自己:羊羊羊。

    我用手掬起一捧土,贴近耳朵,我听到一片童声,由远而近。

    我伏下身子,注视一丛苜蓿花,那细微的香气向我心里吹送,与我身体里藏得很深的那些香气汇合了。我被这单纯的香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字。我知道,这丛苜蓿花认识我,多年前,它就望着我笑,笑着笑着就凋零了。它把那段记忆藏在泥土里,年年都要捧出来复习一次,然后又珍藏起来。

    到黄昏,我仍然坐在坡地上,一一辨认着写在高天厚地、刻在青山流水上的无数象形字,直到银河哗啦啦打开。抬起头,我看见宇宙的大书如此浩瀚,多少深奥的文字我们都不认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人类懂得什么呢?顶多只是认识了几个常用字。在时间的滔滔辞源、空间的滚滚辞海面前,我们,只是牙牙学语的顽童。

    是的,再豪华的殿堂,再排场的教室,都会被时间拆掉、被岁月夷平。但是,有一种教室永远坚固,永远存在。

(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忆长征

杨成武

    夜晚,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晚上,部队在乌江边上迎新守岁。以往,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每逢过年或者“八一”,都要举行一些联欢活动。

    记得一九三三年在藤田,各种活动之规模异常宏大。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对作战有功的同志颁发红星奖章。那次,军团奖给我们四团一面红彤彤的大旗,上面写着“英勇冲锋红四团”几个醒目的大字。

    温坊战斗胜利之后,在福建长汀南山坝进行的一次文娱体育活动,又别具风味。那次,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演出活动。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热情真高,百忙之中编写了一个以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收复英租界为背景的剧本,还亲自担任角色登台演出。

    我们更是活跃,做游戏、运动比赛……全和战士一起,闹成一团。常见的一种游戏——击掌传手绢,总是引得大家笑声不绝。还有什么“矮人过桥”(钻凳子)啦,比赛唱山歌啦,名堂多得很。在那热热闹闹的气氛里,同志们回忆一年的战斗与工作,谁都想争着摆一摆,谈一谈。

    今晚,在寒风料峭的乌江边上,送旧岁迎新年,与昔日相比,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但各连还是开了晚会。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激励斗志。我们的红军队伍,尽管刚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了重大损失和挫折,但依然斗志旺盛。

    “突破乌江”“拿下遵义、桐梓”“到遵义去过新年”“乌江虽险,又怎能挡住红军飞渡”这些口号,成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决心和信念。江风带着冰冷的寒气从低矮的房顶掠过,然而凡是有我们红军在的每间屋子里,都热气腾腾,飞出窗外的都是那铿锵的誓言。

    天将破晓,耿飙同志还专门叫小白弄了一小锅红枣炖鸡,这实在要算丰盛的节日美餐了。吃罢早餐,耿飙同志和我踏着露珠,到渡口进行实地侦察。一到江边,嗬,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悬崖绝壁,仰首不见其顶。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像在向我们欢迎致意。这一天,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们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耿飙同志和我看完后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雨雾,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忙地还起枪来。原来,在我们江对岸的渡口,敌人配备有连哨。这时,老乡还告诉我们,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1华里=0.5千米)的一个大庙里,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下午,我带着负伤未愈的隐痛,与耿团长一起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首长明确指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就同意我们的决心: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五百公尺(1公尺=1米)处的小路。临走时,师首长告诉我和团长:“佯攻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返回团部后,耿飙同志与我分头动员,组织力量。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天下午,我们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引得对岸的敌人一阵紧张,不仅时而机枪时而步枪朝我们开火,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就在这时,我们用一个营的兵力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连夜又到各个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准备挑选十八个同志。战士们一听说要凫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个个都争着要去。

    我正要去三连,三连长毛振华同志听到这个事后就找来了。他“毛遂自荐”地说自己一定能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为此,摆了很多理由。毛振华同志我熟悉,二十四五的年纪,瘦高个子,人机警聪明,说话声音很响,是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经给贺龙同志当过勤务兵。他打仗勇敢得很,像只猛虎,但是水性好不好我不大清楚。他见我怀疑他的水性,衣服一脱,说:“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引得在场的同志一阵大笑。

    要求过江当先锋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可把耿飙团长和我忙坏了,直到半夜一点,还有人争着要去,争这十八个名额中的一个。有的同志没被挑上,不服气,直接向团长和我请战。

    第二天,试渡开始了。为了不失时机,决定在早晨进行。这一日,风嗖嗖,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九点钟,佯攻先行开始。我们打出了第一排机关枪子弹,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攻势,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乒乒乓乓,十分热闹。就在这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儿,我在渡口上游五百公尺的一个竹林里,正面对即将下水的八位勇士。这八名是从十八名勇士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

    我对这八名勇士说道:“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也冷,江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凫水过江!”毛振华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好,祝你们成功!”说着,我手一挥,小白连忙端过来一壶酒,我和团长给这八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然后说:“祝你们胜利!”八位同志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团长发出命令。

    八位同志几乎同一个时间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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