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畸形化的“天价片酬”现象，说到底还是中国影视产业不成熟的产物。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制作成本还未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重大牌明星的“眼球效应”而轻后续的技术制作，而这些正是形成“天价片酬”的重要原因。“天价片酬”现象存在多年，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观。这表明单纯的市场调节或许难以改变，但主管部门的干预调节如何适度和有效，同样考验智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通告中表示，将指导行业协会联合大型影视公司抓紧制定抵制“天价片酬”的行业自律公约。通过行业自身的调节形成合理机制，这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摘编自《长江商报》2016年8月31日）

材料二：

    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为根本任务。对照目前影视业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一些影视产品偏离了先进文化方向，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如现在清宫剧流行，剧情雷同模式化，荧屏上豪华贵气的宫廷别院、披金戴银的皇室贵胄，演绎着奢华糜烂、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主子、奴才互称，如此文化产品只是传播封建、享乐、奴役等思想，难以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难以提供正能量。

    当前影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制约，或许并不是资金问题，如果真缺钱，明星大腕高额片酬从而何来？当前影视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是专业人才素质、创意、产权保护、文化价值观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影视产品就无法成为社会的正能量，而钱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炒作影视类公司另一个直接的社会负效应就是财富更趋两极分化。明星们的片酬动不动就上百万、上千万，影视公司上市后影视明星作为股东，其财富又将被股市放大，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亿万富翁其钱财则变得不计其数。明星们趁着股市文化的缺陷暴富两次，其财富远超过其贡献的社会价值，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摘编自腾讯网，2017年03月02日，有删改）

材料三：

    近年来，影视创作日益繁荣，但大量悬浮于现实的玄幻剧、言情剧占据荧幕，既不能给观众的生活以指导，也不能深化人对现实的思考。电视剧《白鹿原》通过精心的制作，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现实主义的魅力，呼唤现实主义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中。

    当下影视角色常常流于扁平化、脸谱化和同质化，缺少人味儿和烟火气，更缺乏文化内涵，这与影视创作脱离现实的土壤有很大关系。《白鹿原》以强烈的现实关照塑造了持重的白嘉轩，狡黠的鹿子霖，憨直的鹿三等一系列生动的形象，通过细腻生动的细节描写还原了角色的复杂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中国艺术报》总编辑李树声指出，《白鹿原》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原型人物，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白鹿原》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都是一个文化史实，是20世纪文化反思的捷径，也是本世纪文化良知的成功展示。特别是白嘉轩、鹿子霖，他们经常手执烟袋，对坐在祠堂两侧，暗喻他们对应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

    影视作品要接地气，还要有地域色彩。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认为，电视剧艺术只有植根于本民族的生活，深挖有地域文化的空间，民情的风俗、习俗等，追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地域的风土人情，语言特点和文化精神。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7月2日）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背景”大揭秘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伟大的思想开始于纸上，教育是在纸上完成的，商业是由纸质确立的，爱情是由纸质给予认定的，重要的新闻通过报纸得以传播……

    纸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几十年来，文明的进步已经尝试超越纸而拥抱一个无纸化的世界，纸迅速地被像素和屏幕替代。它应该如何立足？将走向何处？为什么做出了如此多贡献的纸张必须不断 创新？

（摘编自百家号《鼓吹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无纸化世界还没到来？》）

材料二：

（摘自《无纸化时代已经开启——基于区块链的可信电子凭证应用》，《金卡生活》杂志）

材料三：

我国是纸张使用大国，纸浆进口量逐年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纸浆进口量高达2107万吨，出版印刷企业用纸量64299.06万令。大量消耗纸张，不仅导致成本增加，还带来环境污染问题。1万张A4纸，就是一棵100公斤的大树。近年来，我国开始在办公、交易、物流等领域推行“无纸化”，居民也习惯了电子存储、电子阅读等方式。有专家解释，“无纸化”是对“电子化”的一种通俗表达，是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经历了移动浪潮、“互联网+”等技术洗礼之后的必然趋势，是信息时代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必然结果。

    ……

    如今，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习惯使用纸张，无论是订立合同还是获取交易凭证，依旧认为“白纸黑字”更可靠。同时，由于政策层面整体设计不够，尤其是一些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衔接。有的部门还坚守纸质办公方式，不承认其他部门提供的电子材料，要求重新提供相关的盖章纸质材料才能通过。这给办事者带来麻烦，还造成纸张浪费。纸张替代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也影响了“无纸化”进程。比如，市场上有些电子书制作粗糙、定价不合理，导致公众电子阅读的习惯没有完全培养起来，不少人依然选择纸质书。有关人士表示，“无纸化”不意味着一定要取消纸张，但应从政策方面进行引导，培育健康的市场秩序。“我喜欢看书，阅读纸质书感觉还是很不一样，但培养‘无纸化’的意识和习惯也很重要。希望能加大宣传，规范市场，推动降低电子书的成本。”相关技术不够完善也是一大影响因素。信息的保密、电子签名的认定、电子发票的开具使用等，尚有拓展与改善空间。另有人认为，电子发票技术从开始应用到逐步普及需要一个过程，眼下还属于新生事物，系统正在逐步完善。现在通过电子签名等技术手段加密和认证，可进行比对，防止发票造假；如有需要，电子发票也可以打印出纸质发票，与传统管理方式有效对接。

（摘编自《“无纸化”生活，你准备好了吗？》，《人民日报》2018年08月10日）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材料一：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将闲置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有效配置，符合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是，也面临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信用机制尚不健全，治理手段跟不上发展形势等问题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妥善处理创新发展与有效监管的关系，保障共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不同行业的共享经济发展模式托有不同特点，具体监管活动应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对于涉及乘客人身安全的问题，监管部门可以要求网约车平台采取更为有效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在资金融通的P2P平台上，对于非法集资、欺诈公众的行为应严厉惩处等。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1日）

材料二：2013—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及预测趋势图

“共享经济”规模（亿元）

材料三：

      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了百姓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共享单车为例，它的出现解决了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也使得都市中原本已被边缘化的自行车重回人们生活中。对于公共交通来说，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拥堵。而共享汽车、共享玩具等平台的出现，有利于对社会闲置资源进行再次调配，让大众廉价地共享这些资源。商品经济发展、互联网技术成熟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促进了人们对人和物关系的观念发生改变，人们更看重使用而非占有——而这正是共享经济出现的内驱动力。

       另一方面，共享经济带来的困局仍然待解。首先是资源浪费问题。当前泛滥、堆积造成的资源浪费恶果已经形成。据统计，去年共享单车的投放量达到2000万辆，这些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30万吨废金属。其次是维护问题。私占、私藏、恶意损毁等现象时有发生，而相关运营平台在起初执行的“重扩张、轻维护”的运营思路，导致对共享经济运啓模式的探索并未出现大的突破，这也成为困扰当前共享经济生存的大问题。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做好引导和规范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有效应对共享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要构建综合治理机制、推进实施分类、治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等。企业应该承担好主体责任，切实履行创新责任，切实履行创新责任，不能只致力圈钱。政府应该建立新的监管规则体系及法律保障体系。

       在未来，共享经济将不只是共享一辆汽车、单车、住房，更多是一种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思维，这需要社会信用体系、规则、秩序等“公共品”来支撑。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四：

       共享经济在受大众追捧的同时，也频频爆出种种风险问题，如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用户信息被过度采集等等。如何处理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成为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顺风车风波”之后，滴滴出行“掌门人”程维认为，“我国现行政策以及各地细则存在近一步完善的空间。建议研究对网约车实施分类监管”。

       用户信息也存在被过度采集的情况，一旦数据发生泄露或被不正当利用，将会损害用户权益。对于这种情况，不能因为可能存在用户信息过度采集的现象就否定共享经济对社会建设的贡献，关键是要明确共享平台在诚信体系建设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抓紧制定有关法律法规。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