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烽火

       陈开灵先生说，他家住在柳新镇陈塘村。1967年4月，他刚14岁。此前一天，红卫兵将陈塘村东的乱坟岗都给平了。人们说，这些坟里埋得都是国民兵。那天中午放工后，奶奶见人们都走光了，突然在平过坟的地方又筑起一座小坟，并悄悄向他叙述了这件往事。奶奶说，徐州沦陷前不久，保长突然通知她家，把东屋收拾出来接伤兵。结果第二天中午她家就住进了五六个，其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兵，这个女兵模样清秀。抬担架的民工告诉奶奶，头天晚上，日本鬼子和国军在台东18里路的地方遭遇，这个女兵是战地救护员，她见连长倒在血泊中，便前去抢救。这时突然上来一个日本军官，挥舞军刀将连长砍死了。女兵愤怒地举起一块石头把鬼子军官当场砸倒，最后连砸数下，把鬼子的脑浆都砸了出来。不料她刚站起来，一颗子弹就击中了她。　　

       等民工走后，这个女兵微微睁开眼睛，她攒了好一会劲，然后吃力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信，还有两块大洋和一张她在学校时的照片。示意奶奶帮她寄回家。奶奶接过后禁不住号啕大哭。那个女兵当天晚上就死了。两个民夫用担架将她送到村东的乱葬岗，奶奶也跟着担架来到墓地，亲眼看着将女兵下葬。　　

       回家后，奶奶通过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兵只有18岁，是湖南长沙女中的一位中学生。为抗日救亡，她千里迢迢来到徐州战场。奶奶说，信还没有来得及去寄，因为跑反，便把信藏在箱子底下。等到回家时，发现信皮、信纸因受潮全沤烂了，只有那张照片和大洋还在。详细地址记不清了，信的大意是：“女儿离家参军没有告诉父母，现在有可能身死他乡，望父母不要悲伤。现将身边的两块银元和在校时的一张照片寄回，留做纪念。” 　　

       听了奶奶的叙述后，当天下午他偷偷跑到奶奶筑好的小坟前，插了一棵柳树，然后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陈先生说，从1967年到1983年，在这16年的岁月里，他和奶奶每年都要偷偷到女兵的坟上烧把纸。他插的柳条长成了参天大树，奶奶直到年老走不动的时候，她便叮嘱孙子去上坟。奶奶是1995年85岁时去世的，她去世前还反复嘱咐孙子，千万不要忘了去上坟。

       陈开灵先生说，他奶奶是带着愧疚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奶奶去世后，他每年都去上坟。他还说，如果女兵的家人能通过晨报获悉这一信息，奶奶在九泉之下都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周处除三害

    古时候，有个人叫周处。周处年轻时，性格暴烈，仗着自己力气大、武功高，横行霸道，欺侮百姓。因此，周处一上街，人们就远远地躲开他。

    背地里人们都抱怨说：“山间的猛虎，河里的恶龙，还有地上的周处，是天下三害。三害不除，百姓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

    有人出主意说：“干吗不想办法叫周处上山杀虎，下河斩龙呢？这样三害除了两害，不也好吗？”有人壮着胆子去找周处，见面就夸他胆子大、功夫好，上山能伏虎，下水能降龙，没有谁能比得上他！周处听了十分得意，拍拍胸脯，说：“那猛虎和恶龙只敢欺负你们胆小的，看我怎么收拾它们！”

    周处上山了。傍晚，他把一只断气的大老虎拖下山。街坊们拍手称快，都夸周处本领大。

    第二天，周处提着宝剑下河了。恶龙可不那么容易对付。它忽而浮出水面，跃到半空；忽而潜入水底，东奔西突。周处和它搏斗了三天三夜，搅得大河惊涛拍岸、浊浪冲天。三天以后，大河突然平静了，没有浪涌，没有涛声。恶龙不见了，周处也不见了。

    这下好了！猛虎死了，恶龙死了，周处也和它们同归于尽了！人人奔走相告，个个喜气洋洋。哪知就在这时，周处水淋淋地从河里爬上岸来。他听到人们的欢呼声，呆住了。他实在想不通：我除害有功，为什么乡亲们反倒希望我死呢？他想找个人问一问，可是人们只是远远地朝他点点头，就赶紧躲开了。

    人们的举动引起了周处的深思，他终于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心里十分惭愧。

    从此以后，周处痛改前非，成了一个受人敬重的人。

难以想象的抉择

    巴尼·罗伯格是美国缅因州的一个伐木工人。一天早晨，巴尼像平时一样驾着吉普车去森林干活。由于下过一场暴雨，路上到处坑坑洼洼，他好不容易把车开到路的尽头。他走下车，拿了斧子和电锯，朝着林子深处又走了大约两英里路。

    巴尼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树木，决定把一棵直径超过两英尺的松树锯倒。出人意料的是，松树倒下时，上端猛地撞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一下子松树弯成了一张弓，就即又反弹回来，重重地压在巴尼的左腿上。

    剧烈的疼痛使巴尼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但他知道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是保持清醒。他试图把腿抽回来，可是办不到，腿给压得死死的，一点也动弹不得。巴尼很清楚，要是等到同伴们下工后发现他不见了再来找他的话，很可能会因流血过多而死去。他只能靠自己了。

    巴尼拿起手边的斧子，跟命朝树身歌去，可是，由于用力过猛，砍了三四下后，斧子柄便断了。巴尼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完了。他喘了口气，朝四周望了望。还好，电锯就在不远处躺着。他用手里的断斧柄，一点一点地拨动着电锯，把它移到自己够得着的地方，然后拿起电锯开始锯树，但他发现，由于倒下的松树是45度角，巨大的压力随时会把锯条卡住，如果电锯出了故障，那么他只能束手待死了。左思右想，巴尼终于认定，只有唯一一条路可走了。他狠了狠心，拿起电锯，对准自己的左腿，进行截肢……巴尼把断腿简单包扎了一下，决定爬回去。一路上他忍着剧痛，一寸一寸地爬着。他一次次地昏迷过去，又一次次地苏醒过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回去！

鲁迅先生珍惜时间

    有人说鲁迅是天才，可他自己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鲁迅总想在较少的时间内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他曾经说过：“节约时间，就等于延长一个人的生命。”他工作起来从不知道疲倦，常常白天做别的工作，晚上写文章，一写就写到天亮。他在书房里，总是坐在书桌前不停地工作，有时也靠在躺椅上看书，他认为这就是休息。

    鲁迅到了晚年，对时间抓得更紧。不管斗争多么紧张，环境多么恶劣，身体多么不好，他仍是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甚至逝世前几天也坚持工作，一直战斗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从没浪费过时间。鲁迅不仅爱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他参加会议，从来不迟到，绝不叫别人等他。他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缘无故地耗费别人的时间，和图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

三十年的重量

余秋雨

①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拥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②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愣愣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③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④我呆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教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道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技巧也不会。

⑤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嗫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⑥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过十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画，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把30多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⑦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年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的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穆尼老师手上。

⑧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只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酸甜苦辣给你。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⑨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人生无乞丐

    ①朋友从南站办事回来，给我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②那天正是中午，又下小雨，车厢里的乘客稀稀落落的，车子行驶到桥头站时，上来了两名一老一小惹人注目的乘客，从近似的容貌很容易看得出，他们两人是父子，而且都是残疾人，中年的男子双目失明，而那大约八九岁的男孩则是一只眼紧闭着，只有另一只眼能微微睁开些，小男孩牵引着他父亲，一步一步摸索上车来，径直走到车厢中央。

    ③当车子缓缓继续前行时，小男孩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我叫王小明，我现在唱几首歌给大家听。”

    ④这时候，音质很一般的电子琴声响了起来，小男孩自弹自唱，孩子的歌声有天然童音的甜美。唱完了几首歌曲之后，男孩走到车厢头，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开始“行乞”了，他没有托着盘子，也没有直接把手伸到你前面，只是轻轻地走到你身旁，叫一声“叔叔阿姨”什么的，然后默默地站立着，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意思 ， 但都装出不明白的样子，或干脆把头转向另一侧……

    ⑤当男孩空着小手走到车厢尾时，坐在我身旁的一位中年妇女很气恼地尖声大叫起来：

“怎么搞的，柳州这么多乞丐，连车上都有？”

    ⑥顿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俩的身上，没想到，小男孩小小的脸上竟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峻，声音不大不小的不紧不慢地说：“阿姨，我不是乞丐，我是卖唱的。”

    ⑦霎时间，所有淡漠的目光都变得生动起来，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片刻，车厢里掌声连成一片。

    ⑧说到这儿，朋友的声音变得很低沉：“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小男孩却已经不屈地承受  生命，他怎么可能是乞丐呢？”

    ⑨那一刻，我的眼睛亦漂浮一层雾水，有一天，我路过广场，一阵悠扬的琴声飘来，是一位少年在拉二胡，我一眼就看出，他就是朋友提过的那个卖唱的小男孩，当我把微薄的人民 币完全没有施舍的心态郑重地放在小男孩的手心时，我相信它同时还伴随着一个沉甸甸的信念——人生无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