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青铜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则廷 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于中国，自之辟民”……到周成王时， ……周公扩建洛邑……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 也被称为“中国”。古代中国的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 一般认为， 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  所有在这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 一部分。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材料二

清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时期。国家统一，加上交通事业的发达以及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使不少汉族人口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也使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到汉族地区。 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清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其对于少数民族和边疆管 理的重视， 往往要超出一般的汉族王朝。而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 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

材料三

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文本中对于民族平等团结、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强调， 都在以制度化的规范形式型塑与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刘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展的新制度，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族的主要标准，废除田地的封疆阡陌，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作出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拓、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者、开创者和建构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陈少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图2 秦汉时期西南部族分布示意图（局部）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强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公路交通建设，修筑了川滇东路、川滇西路、川中公路、川康公路和从重庆到汉中的汉渝公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规划建设西南地区公路网，旨在联通湘、粤、桂、川、贵、滇各省，至1941年底，新修筑公路累计达5000余公里。国际交通方面，在西南修建桂越、滇越、滇缅、中印等交通线路。

——摘编自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发展民族地区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业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譬如，在公路建设方面，经过几年艰苦的修筑，世界闻名的康（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于1954年12月同时通车，“所有这些，都是西藏破天荒的大好事”。

——摘编自瞿晓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地区民生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