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统一天下后，在推行严刑峻法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关的礼仪制度，以显示皇帝的至高和独尊。如规定臣下写给皇帝的文书应称“奏”，自称应称“昧死”等，但毕竟不完善，远不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统治的需要。汉承秦制后，由于礼仪的不健全，臣子在刘邦面前非常随便，甚至“饮（酒）争功”，于是刘邦接受叔孙通的建议，由儒生们创制朝仪以确定君臣名分等级。朝仪规定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在长乐宫接受百官朝贺，“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高祖非常高兴，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武帝时，又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由于儒家强调遵从等级秩序，这无疑为统治者强化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各朝皇帝都以儒学为指导，加强礼仪建设。隋文帝制定五礼130篇，唐太宗时制定《贞观礼》138篇，宋太祖时制定《开宝通礼》200卷礼仪礼规越来越细密。

——摘编自常智敏《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二：上自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已然，未尝参错。至如节度军将，各有本班。卿监有卿监之班，将军有将军之位。……岂可裂冠毁冕，反易彝伦，贵者为卑所凌，尊者为贱所逼？

——【唐】颜真卿《争座位帖》

材料三：1834年，清廷官员至英国使臣律劳卑广州住处商谈贸易问题，中方要求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会见大厅的北面（上席），英国则坚持将自己的座位置于大厅北面主席的突出位置。两者争执不下，商谈未能进行。

……1901年，虽经李鸿章讨价还价，清王朝仍被迫接受西方外交使团的礼仪要求，将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的礼仪说帖，作为《辛丑条约》的附件十九。其中规定：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清帝须派高于王公规格的轿子往来使馆迎送，同时派军队保护；清帝款宴各国使臣应在皇宫大殿内举行，并躬亲入座。

——摘编自《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材料一：明代废除丞相以前著名丞相及其命运。

材料二：废除丞相以后相当于丞相地位的官员享有权力范围的变化。

材料三：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这样评价上述制度：“中国的专制主义……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的。”

材料一：我国古代基层社会在秦汉时期已形成“官、绅、民”三种力量格局。传统中国社会的乡绅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自觉塑造乡村风俗和承担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

一方面，“家国同构”式的、“国家渗透社会”的古代社会形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两种力量，即官僚制与乡土秩序。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将文化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乡绅之治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权力政治化的结果，是附属于专制王权阶层的。另一方面，乡绅之治也是乡村平衡国家权力无限渗透的天然屏障。社会中如果没有同国家权力抗衡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国家就会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底层。中国古代乡绅，尤其是本籍乡绅，相近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使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者。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国王启用乡绅治理地方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乡绅与国王、大贵族之间均存在依附关系，但在执行王室政策、法令的同时，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使得乡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形成“乡绅自治”。这是英国传统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是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乡绅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担任治安法官来实现，治安、刑事司法、税收等体制都因治安法官权力的逐渐增大而被纳入其中。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经过英国19世纪的党政改革，乡绅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衰落，但并非被彻底“消灭”，更多的乡绅在英国工商业资奉主义发展中转变身份。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