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傲然苦不谐

在红学的道路上，沿着学术与大众接受、趣味阅读的交叉重合地带，他走出了一条奇异的人生之路，终成一代红学大家。这，有时看上去几乎是神话，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1947年，这是他在红学上扬帆起航的年代，他作为燕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得到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赏识和垂顾，他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充实了大家对曹雪芹的认识，使考证派获得文献上的新支持，得以昂然前行，因此受到胡适的推崇。再比如，2005年已是年近八十八岁的他，一年中有八部著作出版，在耳聋目盲的情境下奋笔快写，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被称为是罕见的学术“大跃进”。他，便是周汝昌。

红学之路，是风雨路，也是显学之路，二者，周汝昌先生可谓兼得。他因研究《红楼梦》而处于聚讼纷纭、是非争议的中心，也因红学而成为少见的学术畅销书作家。从1953年他的《红楼梦新证》开始，他就处于红学的论争中心。他的文献资料总被引述，但他的观点也总是飞矢追逐的靶子。周汝昌先生曾不无自嘲地说，我的衣服已经被撕得褴褛不堪，但他们却是使用我提供的材料编制了自己的盛装。

周汝昌先生认为，他在为人之怪（乖僻）上，与曹雪芹相似，都是不同俗流，也不愿意从善如流，他们都是有满腔积愤难以自诉，需要发愤著书以自遣。这种自比，使他钻入曹雪芹的心灵深处，与曹雪芹展开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对话，创作了无以收束的雄文。其实，我们不妨把周汝昌先生所有的红学著作都看作是与曹雪芹的心灵秘语，这里充满了对话的私语性。他自负与曹雪芹心灵相通，与曹雪芹所赞颂的人物一样，都是正邪两赋之人，出离于俗界凡间，一方面万人嘲谤，一方面又超于万万人之上。他曾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如此描绘曹雪芹，“倘若细究起来，雪芹是大智慧者，他那话（“愧则有余，悔则无益”）含蓄的内情恐怕还深还厚得多。那‘无益’，也许并不是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死不回头；而是这种悔者，本来丝毫没做什么错事，倒是做极高尚极善美的事——可结果呢？做错事坏事的万人都功成名就，位高禄厚，洋洋乎自得，而这个做好事的曹雪芹，却落得‘万目睚眦，众口嘲谤’，一生忍辱负垢，受尽了欺侮贬抑、诬陷伤害。”“狂于阮步兵”的曹雪芹，孤怀难鸣，周汝昌自信是他的旷世知音。

正是他感觉到“世人待他太浅薄、太恶毒”，所以“要为雪芹鸣冤”，因此，“我不幸之至——当上了‘红学家’。”周汝昌在媒体界已经成为红学泰斗，而他则说红学正是他不幸的选择。为什么不幸？“受了那些魍魉蛇蝎的那么多的明枪暗钺，可谓遍体鳞伤，若不当红学家，何至于此？”

可是他又不后悔，并且“永远不悔”！正像在大多数场合他语气坚定、铿锵有力一样，个性倔强的他向来是一副坚毅面孔，傲然不群。他认定，因为不但是“悔则无益”，而是“为了给雪芹、脂砚洗雪奇冤，受了这等人的欺侮伤害又算得什么？”

周汝昌不愿意人们称他为红学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观念超出了《红楼梦》小说的范围，“以红解红”不是他的路数。周汝昌“研红”给人的最大感受是诗性浪漫，这里抒情大于说理，心灵对话超越了形式逻辑，散论并不来自严格的层层推理。对于《红楼梦》的博闻强识，对于《红楼梦》相关文献的精研细读，使他能天马行空、左右逢源，余裕自如，触境生春！他以《红楼梦》为依托，追求的是崇情文化，一种新创的文化，一种存在于诗性创造中的文化。他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下，将一部小说和民族的历史、人生的价值、美好的信念等结合在了一起。他一直说，还有一个“真”的《红楼梦》，这个“真”的《红楼梦》存在在他的感悟里。

所以，与其称周是一位红学家，不如称他是一位诗人。其实，他更偏爱后一个名字！

诗人是个大艺术家，也时常有点儿“怪”，与世俗人不甚谐调。他总有被人误会和嘲谤的遭遇。

（摘编自韦科《一生傲然苦不谐——纪念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

材料一：

    【本社讯（记者袁于飞）】我国2000年建成了北斗导航实验系统，这是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告诉记者，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是一个区域系统，由三颗卫星提供区域内的定位服务。虽然只有三颗卫星，但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在海上定位也可达到二、三十米的精度，它是一个双向定位系统。双向授时，可以达到20纳秒，比GPS光头强别耍赖的授时精度要高，GPS承诺的是50纳秒。还有短报文功能，短消息可发60个汉字，利用双向通信的特点进行调制。”刘经南说：”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建立以后、在大地震、泥石流等救灾过程中得到应用检验，比如汶川大地震中的救灾。在海洋渔业中也有很多用途，比如位置监控、安全救援。它可以与地面移动通信进行互联互通。北斗的船舶入当时已经有5万多个，手机用户10万余个。”

    现在我国推广应用的是北斗二代卫星系统，它由14颗卫星组成。刘经南表示，北斗导航系统在亚太地区内导航系统标准服务的定位精度在10米左右。同时，它可以根据用户需要提高定位导航服务的精度，达3米左右。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它的短报文通信功能一次可以发送120个汉字，并可与互联以及移动互联进行互通。

    “卫星上天，重点在于应用，我国北斗卫星系统可用性和连续性指标超99.9%。”刘经南介绍：“2012年底，第二代北斗卫星系统正式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运行4年多来，系统保持了连续运行，可用性指标实际上达到了99.99%以上，连续性达到了99.986%。”

    “我国北斗的应用非常广泛，现在主要在汽车领域大规模应用，涉及汽车制造业、汽车电子制造业、车载信息服务商，还有面向智能交通的设备制造业及服务商。北斗将来还可跟用户的车辆定位需求结合起来。”刘经南举例说，现在装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交通运输车辆约有380万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万量级，车辆运营状态都可以实时上传至互联上，实现实时监测。

    “互联+时代，卫星数据在云端，用户在上，北斗卫星系统与新兴信息络系统跨界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刘经南表示，北斗位置服务将实现跨界融合，包括跨系统融合，跨地域融合等。

    刘经南说：“我国将重点推动‘互联+北斗’的空间位置服务产业。比如北斗系统与蓝牙、宽带移动互联、有线互联、窄带物联等融合，使北斗时空信息传输更快、位置更精确、图像更清晰、用法更巧妙。有了北斗系统，我国的无人驾驶也可能加快实现。”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6日）

材料二：

    2012年4月30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箭双星”，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中国第十二、第十三颗北斗导航系统组卫星顺利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北斗二代作为我国服务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已成为代表中国的国家名片：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是世界上第三个提供运行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可服务5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北斗系统是联合国确认的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北斗已进入国际海事、国际民航和国际移动通信组织标准体系，国际主流的手机芯片已支持北斗功能……“稳步推进北斗系统走出去”，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北斗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合作项目，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摘自《经济日报》2017年2月8日）

材料三：

    2月21日，88岁的孙家栋院士在北京燃气集团考察时表示，北斗二代应用和北斗产业化在面临着新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最佳历史机遇期，中国的北斗在北京市政公用领域的应用不断突破，为开创北斗“天上好用，地上用好”新格局作出了贡献。

    北京燃气集团总经理支晓晔表示，3年多来，北京燃气集团将国家北斗精准服务引入到施工管理、运行、泄漏及防腐层检测、应急抢险等各领域和环节，极大地强化了燃气管管理的精细度和深入度，从本质上提高了管建设和运营的能力。

    北斗系统将于2018年率先覆盖“一带一路”国家，2020年覆盖全球。随着北斗组的推进，下游行业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当前，卫星导航与云计算、物联、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等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北斗+”时代正在到来。

（选自人民《北斗应用迎来最佳历史机遇期》2017年2月22日）

材料一：

    “三点半难题”由来已久。据报道，小学生下午三点半放学的规定，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0年6月4日，当时的国家教委发布《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学生每日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6小时，中学不超过8小时，大学不超过10小时。

    于是，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逐渐成为不可逾越的政策红线。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都尝试通过“弹性离校”的办法，破解“三点半”难题。据报道，自2017学年开始，上海市教委就在全市小学逐步试行放学后“快乐30分”

    活动，供学生自愿参加，一般每周安排四天，每天活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快乐30分”结束后，为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继续提供看护服务，并鼓励适度延长放学后看护服务时间。2017年，南京市政府试点“弹性离校”，从主城区向城乡所有小学全面铺开实施。

    此外，天津、沈阳等城市均开展了“弹性离校”“课后服务”等相关工作。2017年2月，教育部也出台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弹性离校”课后服务合法化。

（《“三点半难题”怎么破？听听部长怎么说》长城网）

材料二：

（节选自《中国教育报》）

材料三：

    有记者提问：“有小学下午三点半就放学，这个时间对于家长来说接送孩子可以说是一大难题，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解决？小学放学时间早催生了大量校外托管班，这些托管班‘野蛮生长’，急需规范。请问是否会像近期重拳整治课外培训机构乱象那样来规范校外托管班？”

    “三点半”现象之所以成为年轻父母们和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难题，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一个产物，这个现象更多地表现在大中城市。

    “对于这个问题教育部历来高度重视，去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知，一年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陈宝生表示，有25个省已经下发了通知，制定了符合各省实际的政策措施，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已经摸索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高招。”陈宝生表示，对于现在存在的乱象需要进行治理，比如对记者提到的学校周围的托管班进行治理，加强立法，至少是有行政法规来加以解决。

（《人民网》2018年3月5日）

材料四：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弹性离校”也是一个舆论关注的话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课后服务”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给予适当补助。

    多位教育界人士纷纷表示：“‘三点半现象’由来已久”，“教育局有规定，小学生在校上课时间不能超过6小时”、“学校不是无限责任主体，万一出了问题学校难辞其咎”、“人手少、没经费，心有余而力不足”。

    杭州市拱墅区多位公办小学的校长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学校不能办特长班，也不能实行有偿托管。没有相关政策和专项费用，学校也是爱莫能助。”

    记者采访的多位任课老师同时也是小学生家长，对“接孩子”难题深有体会：“有时恨不得自己有分身术，但老师也是普通人，每天早上7点多到校，一周十几节课，课后要备课，要批改作业，要进行教学研究，有时还要外出学习或者交流。放学后如果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义务照看孩子，有些力不从心。”

（《浙江工人日报》2017年4月8日）

材料一：

    2018年2月2日，《2017—2018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调查报告》发布。

报告指出，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17年行业规模达到5.72万亿元。目前，共享经济主要分为出租使用权、置换所有权、知识技能共享三种经营模式。其中，出行共享由于存在高频需求特点，用户黏性高，最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企业融资总额达千亿元，共享汽车获投总金额居于首位，或将成为下一行业风口。

    相比于表现突出的共享出行、空间共享领域，共享充电宝的前景引发担忧。报告指出，共享充电宝的盈利模式类似共享单车，且损耗率与硬件成本更低，但存在质量安全及信息安全隐患，面临充电技术变革风险，共享充电宝用户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报告指出，与外国相比，国内共享经济目前领先企业数量、企业估值均不及国外，但国内共享经济企业数量增速更快，发展势头强劲，部分领域企业成功突围开启全球化征程。鉴于国内市场广阔，未来发展前景可能较国外更好。

（摘编自南方网）

材料二：2012—2018年中国互联网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及预测

2014—2020年中国移动出行用车用户规模及预测

【注】e：estimated的缩写，估算。

（摘编自《2017—2018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调查报告》）

材料三：

    Uber，Airbnb，特别是共享单车的风靡，带来了“共享经济”这个新名词。市场上的共享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来。共享经济的经济新模式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个体经济的强势回归，也增加了消费者的福利。共享经济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的选择，也自下而上推动着制度变革，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人们说，共享经济来了。

    在共享经济市场上，有一种新生事物也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商业资本的关注。它便是诞生于广东省中山市的ZHO共享纸巾。

    现在，中国的共享经济新业态正是一派“阳光普照”。在国家政策层面，“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政府所鼓励的，各种形式的共享经济，都搭上了这趟便车，要么一路绿灯，要么经过一番博弈，最终也大多胜出。而在大众层面，一般对高科技发展都高看一眼，对挑战银行、出租车等“旧势力”的技术创新，都是一片欢呼。而我们也不难得出，ZHO共享纸巾能够迅速风靡全国，得到消费者和资本市场的青睐，也离不开上述两个宏观背景。

（摘编自中国网）

材料四：

    “共享经济”的概念首次由马科斯·费尔逊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个人汽车共享和租赁时提出，而“共享经济”在经济社会中具体的表现模式，则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才得以出现。此种新经济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共享经济行为作为基本特征，成为当今创新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共享经济这一新型经济运行模式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直接的改变，也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共享经济模式，其本质仍然是供给和需求双方通过市场交易促成双方效益的实现。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供需双方的交易模式、交易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智能信息终端，市场交易场所虚拟化为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促进了经济社会中闲置的资源得以实现信息化、碎片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得这些资源高效、灵活地组织起来，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市场经济中基于市场供需关系力量的“交换经济”逐步转向基于分享和一般生产生活资料的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深化和广化的新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模式的产生存在必然性。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经济学分析》）

    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 （摘自2019年2月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材料二：

    世界四大湾区2018年经济数量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WIND，地方政府统计局）

    材料三：

    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世界500强聚集，民营企业多，以全国0.6%的面积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全国的2.5倍。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货物吞吐量算，深圳港排世界第3、香港排第5、广州港排第6；大湾区是铁路、航空的重要枢纽，交通方面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和广东也高铁相通。可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有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区域。

    国家将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据统计，大湾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深圳市R&D比重超过4%，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大湾区还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有近70万人次跨境往来，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摘自《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来源：中国网 2018-07-03）

    材料四：

    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让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让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自《大湾区2035年目标来了》，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