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备受关注的2016年诺贝尔奖拉开了帷幕，在273位被提名的科学家中，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最后折桂，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独自收入囊中。其获奖理由是在细胞自噬领域的杰出贡献。

    现年71岁的大隅良典是日本知名分子细胞生物学家，目前担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10月3日接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通知时，他说：“我很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之所以能走上这条科研之路，和他一直信奉的科研准则有直接关系——“做别人没做过的工作”。

    1963年，大隅良典进入东京大学学习，随后他果断选择分子生物学作为自己的未来之路。1974年年底，他进入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师从197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1977年大隅良典回国担任研究助理，直到1986年才晋升为讲师，两年之后成为助理教授才得以开展独立研究，此时他已43岁，但随后很快即做出“诺奖级”工作。1996年大隅良典来到国立基础生物研究所之后才成为正教授，距离他回国已将近20年。对于这样美妙的基础研究，大隅良典付出了足够多的耐心。

    2012年获得“京都奖”后，大隅良典曾寄语年轻科学家：“做其他人没有在做的事，并且做你发现真正有兴趣的事。做研究并不容易。然而，如果你真的被一个课题吸引，并且对它感兴趣，那么你肯定会克服所有障碍，即便你的工作一时未获得赏识。人只能活一次。在所有事情都说完了做好了之后，你终将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取材于2016年10月4日《中国科学报》)

材料二：

    2016年10月3日，大隅良典因为自噬机制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21世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含日裔)上升到17位。日本科学虽然取得“井喷”式成就，但大隅良典却未雨绸缪，他认为，不能因为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增多就认为日本很棒，并对日本科学研究的空心化等潜在问题表现出忧虑。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张宏研究员与大隅良典熟识，两人合办过4期“中日细胞自噬研讨会”。张宏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先生做了很多极其重要的工作，但从来不追求CNS(Cell、Nature和Science三种最重要的期刊)。他批评过度追逐CNS的评估体系，认为CNS也有不少文章是错的；文章发出来就可以，重要的是工作扎实。”今年7月，大隅良典还在《发育细胞》杂志上发了一篇自噬机制的重要论文。张宏说，大隅良典经常跟他强调基础科学对转化医学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大隅良典4日在记者会上也对科学研究的急功近利深表忧虑。他坦承，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减少，科研经费也不足。他担忧当前重视应用研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用”这个词戕害社会，妨害基础科学。大隅良典说，现在的日本硕士研究生出于现实考虑，很难做出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的决定。他希望能让年轻人考虑5年、10年后的事情。

(取材于2016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三：

    1945年2月，大隅良典出生在日本福冈县，在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老四。祖父长沼贤海，是日本史学者、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他的父亲大隅芳雄是九州大学工学部矿山学教授。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此话用在大隅良典身上最确切不过。他对科学的兴趣萌发于对科学书籍的阅读。比他年长12岁的大哥大隅和雄，当时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为激活弟弟热爱科学的神经末梢，不惜省下自己的生活费为其购买科普书籍。大隅良典在很多场合回忆起小时候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时，总是津津乐道，这些书主要包括八杉龙一的《生物的历史》、迈克尔·法拉第的《蜡烛的科学》、三宅泰雄的《空气的发现》等等，是这些科普读物在年少的大隅良典身上播撒了科学的种子，是这些书籍启蒙了他日后走向科学研究的殿堂。

    大隅从小体弱多病，家住福冈市郊外，朋友大多是农家子弟，一到夏天他们便相约在一起捞鱼抓虾，捕获昆虫，寻觅萤火虫，采摘野芹菜、野草莓等。此外，大隅还喜欢摆弄显微镜、试管之类，还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

    “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时候，大隅不由感言。

(取材于搜狐网)

材料一：

    近日，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小康》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休闲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来自政府、企业和行业组织的专家学者等300余名人士汇聚一堂，共商以休闲旅游为代表的休闲经济的美好前景。

    据悉，中国休闲发展论坛是我国最早的以休闲为主题的国家级大型论坛，现已成功举办9届，每届都有新内容和新目标，十分引人瞩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以“全域旅游、田园城市与休闲发展”为主题的2017中国休闲发展论坛设置了“全域旅游发展与田园城市的理论和实践”“现代田园城市与休闲产业”“传统休闲文化与城市建设”“体育休闲与健康养生产业”“特色小镇的投资与建设”等五个分论坛，旨在深入挖掘休闲经济的光明前景，更好发挥休闲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日报》2017年11月14日）

材料二：36个休闲城市评价指数排名一览表（2013—2017）

（楼嘉军、徐爱萍《中国休闲城市建设现状分析与展望》）

材料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在《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发布研讨会上介绍自己的调研成果时指出，从休假制度满意程度看，周休时间越短，对休假的满意程度越低，周体现状未能满足职工需求。为此，王琪延认为可以通过“做四休三”的方法来进行调节。

    所谓“做四休三”是指一周工作4天，休息3天。《北京市民“大中小休”满意度研究》显示，对周休制度不满意的群体中，有15.1%的群体希望每周休息2天，有72.9%的群体希望休息3天，这一比例比对目前周休制度较为满意的群体（41.3%）高。鉴于此，当询问是否同意实施“做四休三”制度时，仅有12.5%的群体倾向于不同意，76.8%的群体倾向于同意，其中，57.2%的群体表示非常同意。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标志和象征。而且从汉代开始元宵节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也是合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日子，设立元宵节为法定节假日，有利于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因此，《北京市民“大中小休”满意度研究》指出，可以考虑延长春节假期到8天，同时增加元宵节为法定节假日。

（《中国青年报》2018年07月19日）

材料四：

    “公共休闲服务要尽可能在规范管理和方便群众之间找好平衡点。比如社区图书馆，就可以投放门类更多、更新的书目，同时通过扫码等新技术实现同城随地借阅和归还，方便大家取用。别小看这替用户节省几步路的距离，其实很可能明显改善产品服务的使用体验和活跃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做过的相关实验表明，改善公共服务便捷性，会有效提高公众的参与率。”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刘潇认为，有些公共服务效果欠佳，在于实施上没有多想一步。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建议，推动休闲经济发展，可以尝试将休闲发展纳入地方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加强管理和考核，促使其更加重视休闲经济发展和居民休闲需求。

（《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4日）

材料一：

    在全球电影产业的交流、合作与协同发展日益密切的大环境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电影大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之路，如何提升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成为中国电影人考虑的关键问题。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认为，创作有影响力的电影是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对制片公司来讲，产业链条的强化和发展很重要，要创作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这样才能支撑电影产业发展，否则电影强国的实现是没有依据的。”他指出，我国影视产业还处在发展期，电影发展机会多，未来，中国的影视产业依然有很大的投资机会。对此，马中骏也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好的时代和机遇期，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影工作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你有专业性，你做得足够好，市场自然认可。”

（选自“央广网”2018年6月19日）

材料二：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暗流涌动，一些人打着“重写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鼓吹“告别革命”，大肆歪曲历史、诋毁英雄，意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言论通过网络不断地发酵和扩散，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因此，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系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为此，我们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积极运用新媒体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增强人们的历史认同和价值认同。

（选自“光明网”2018年4月23日）

材料三：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好故事变成具有世界通用文化符号的好作品。比如，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武侠片中“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等，都是辨识度很高的文化符号。这也是《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片在海外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把中国好故事变成好作品，还有一个案例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它不仅在亚洲其他国家好评如潮，还发行了美国版。

    要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学会把好故事“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中，“融通中外”正是中国电影国际化创作必须遵循的要旨，要选择能激起中西方共鸣的故事，既在内容上融汇中国文化，又在形式上实现国际表达。比较成功的例子是2015年的《狼图腾》和《滚蛋吧，肿瘤君》，这两部影片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代表作，它们曾在数十个国家展映，各国观众或为草原生活的艰难所震撼，或为身患绝症的坚强所感动。

    与此同时，把国外公共组织和学者发展为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阵地和专业力量的努力，更让我们插上了巡游世界的翅膀。比如，我们与拿督黄纪达基金会的合作让中国经典默片《神女》配乐放映，在各大电影节绽放异彩；与英国电影学会（BFI）的合作，则让中国享誉世界的影史名作《小城之春》修复版成为在英格兰地区发行的第一部修复版中国经典影片……

（选自孙向辉《“融通中外”，如何用电影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四：

    站在新时代大门口反观反思中国电影，我们同时看到隐患和欠缺。许多平庸之作呼应我们周遭弥漫的泛娱乐文化、亚文化之风气而生。平庸之作多表现为雷同化、表面化和粗疏化：只关注娱乐不关注思想；只关注生活表象而不探究生活中的发展趋势。对生活没有新发现，对艺术没有新表达；盲目跟风克隆，执着于缺少新意的翻拍与续拍。平庸创作一味在市场热项目中寻找风向，模仿效法。2017年生产故事影片708部，在影院公映的影片只有396部，一半的国产电影因平庸、粗疏被电影市场淘汰。创作平庸之风势必弱化原创力，弱化精品意识。于是，轻电影、小电影、悦电影才时不时地大行其道。容忍平庸之作，容忍创作平庸之风，就会放弃国产电影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就会丧失创作的主体精神和新时代的创作目标感。必须对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平庸之风，说不！

（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4月12日）

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10月1日至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一一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一一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荻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方面的伟大问题，固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一一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一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利技日报》，2018年10月)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卉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佶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l.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

材料一：

作为一家代表首都文化、中华饮食历史的品牌企业，不得不说全聚德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不过，如果研究近十年来这家公司的成长数据，就能发现产品单一的全聚德公司自2012年达到19.43亿元的营业收入顶峰之后，此后的2013年—2015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9.02亿元、18.46亿元、18.53亿元，2016年—2018年仍在18亿元徘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全聚德的销售额增长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家上市公司难有未来。

（摘编自《海底捞的成长与全聚德的困惑》，《凤凰网》2018年5月27日）

材料二：

    2018年12月15日晚，江苏广电总台曝光了北京同仁堂蜂蜜的生产商将大量过期、临期的蜂蜜回收的问题。先不管这个问题属不属实，后续如何发展，仅从中华老字号企业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大部分的老字号品牌企业确实存在市场危机。商务部数据显示，已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总计1128家，但其中仅10%蓬勃发展，不少企业的经营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产品创新动力不足、组织架构陈旧、人力资本匮乏成为阻碍老字号发展的前三大障碍。

（摘编自《百年老字号纷纷遭遇市场危机》，《前瞻网》2018年12月19日）

中华老字号企业经营模式分布

材料三：

    1月22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和《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举办的“振兴中华老字号路径探索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与会专家及企业代表围绕老字号品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振兴策略、助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上，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经理孙鹏说：“如果不传承，我们可能就没有了老字号的根和魂。如果不创新，就没有了竞争力和生命力。”正是基于此，2016年底，稻香村与网红中的“老干部”故宫淘宝团队开始尝试合作。2017年春节，双方推出了主打故宫元素的一款点心，取名叫“极好的·点心”，在品牌和文化的共同加持下，限量生产的5000盒上线48小时内便宣告售罄。此后“老老”联手的步伐便愈加稳健，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相关产品陆续推出。

    这不是个例。大白兔和美加净的跨界联手也掀起了一阵风潮，“看上去很好吃”的大白兔糖造型润唇膏销售火爆。而更进一步的，是跨越国界的碰撞，比如五芳斋与迪士尼的合作，其联手推出的迪士尼经典动漫卡通系列礼盒粽子销售额轻松破了亿元大关。

    有意思的是，对“老”+“老”更为买账的，却是年轻人。根据淘宝刚刚发布的《非遗老字号成长报告》，2018年淘宝消费者人均购买非遗、老字号商品超过两件，其中80，90后消费者占比超过七成。

    而另一个关键词则是——“平台化”，这与年轻人当下最为主流的消费方式有关，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正在为大有可为的传统文化消费提供舞台，却不仅仅止于此，平台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纯“平台”功能，他们可以提供的和诉求的，是更多。以淘宝极有家为例，从老字号商家的挖掘到赋能培育孵化，原创匠人的商家同比增长在60%，一些源远流长的茶道和香道文化行业，同比成交增幅都达到了40%以上。

    这是一个老字号焕发新生机的时代，这是一个老字号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摘编自《电商平台加持老字号“基因改造”未来还有多少种可能性？》《中国金融信息网》201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