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童书比不上外国童书？这个固有印象可能已经被打破了。北京时间4月4日，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获得了2016年的国际安徒生奖，实现了华语作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我讲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作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他获奖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文学、儿童文学的信心。“这次得奖的意义还在于帮我论证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字。”

    30年前就看好曹文轩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张秋林十分兴奋，“当时我就觉得他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式人物。”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曹文轩的获奖是一种文化自觉，会整体提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信心。”

    出版行业另外一位资深人士则向本报记者表示，被认为是中国童书市场“黄金时代”的过去十年，用“野蛮生长”来形容更恰当，但曹文轩的获奖一下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度和创作水准。

    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卢俊说，中国儿童文学市场确实很火，但这个市场应该用更好的商业理念、价值观去规范、定义。不过，无论怎样，曹文轩的获奖，对于中国童书发展都有巨大的积极影响，曹文轩获奖之后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摘自2016年4月6日“一财网”，有改动）

材料二：北京时间4月4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儿童文学的“诺奖”桂冠，首次花落中国。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儿童文学读者群，近年来的童书阅读热，更凸显了儿童文学市场的“饥饿”。不少人认为，曹文轩的获奖，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一份自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认为，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奖一样，曹文轩此次获奖，也许能缓解中国儿童文学渴望被世界认可的焦虑。这是一次提振信心、扩大视野、走向世界的良机。

    尽管对中国儿童文学充满自信，但曹文轩仍有忧虑，“童书市场的整体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利益这条狗，撵得我们不停地往前跑，往金山银山跑，以金钱来衡量并炫耀它的价值，忘记了儿童文学对孩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这个局面需要得到调整，需要我们的作家能够退回来，退到文学，退到艺术。”

    “我国儿童数量多、需求大，作家资源相对紧缺。”张克文指出，我国目、前有3亿多未成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也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全国580余家出版社，有520多家都在出版童书，但却像一盘散沙，个头不大、实力不强、专业性也不够。激烈的竞争，还催生出急功近利的氛围，导致童书质量参差不齐，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留给作家创作的时间、编辑打磨的空间都变得比较紧迫，缺乏时间与耐心去打磨精品；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作品资源被各家激烈争夺，有的作品形成了庞大的系列、过多的版本，也造成了孩子的选择困难。”陈晖说。

    “市场上很多工作室攒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学生中很有市场，但质量堪忧。”刘国辉曾跟曹文轩去一个县城推广文学阅读，当地语文老师告诉他们，一些过于强调娱乐性、胡编乱造的书，孩子们难以分辨、难免喜欢，但对于成长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离不开作家的自律，更需要发挥、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

（摘自2016年4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毫无疑问，中国儿童文学有高原和高峰，但也有低谷和沙漠。从1996年到2016年，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图书出版、儿童阅读推广，发生了巨变。但我们与世界上的儿童文学强国、童书出版强国相比，依然还有差距。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前副主席、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前主任海飞认为，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的两大软肋是“格局”与“想象力”。“我们的作品缺乏令人震撼的文学大格局，缺乏令人震撼的文学力量。”海飞说，“国内儿童文学界始终有现实主义文学与幻想文学长长短短之争，其实我个人认为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中国脍炙人口的古典名著《西游记》，西方畅销全球震撼世界的《哈利·波特》，毫无疑问是文学想象力之王。”

（摘自2016年4月6日《河北日报》）

材料四：随着童书市场的继续繁荣，投入到童书市场的人才、资本将持续增加，童书市场将进入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动荡期，或者说将进入一个剧烈的变化期。对于目前在童书市场厮杀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一个残酷的时代即将来临。“黄金”是大家的“黄金”，“白银”却不是谁都能捡到的“白银”。“强者”凭借着已占有的出版资源、渠道资源、专业人才资源及品牌优势，将会愈来愈强，童书市场很有可能会进入“大鳄"时代，原本很弱小的出版社可能会更加窘迫，非专业的想来捞一票，更大的可能是铩羽而归。

    无论是几百家出版社对几十个实力作家的争夺，还是对境外童书版权的哄抢，都显示出，目前国内童书市场对于出版资源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但僧多粥少的局面暂时很难改变，竞争只会更加激烈。类似浙少社对各社的“掐尖”、众多出版社与书商提钱坐等“凯迪克睢”揭晓、莫言获奖即身价几何倍增等等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出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不太可能出现某一元素为王的现象，成功的出版商必然是综合竞争的胜利者。但显然，中国的童书市场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黄金十年”应该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一个作家、一个选题甚至是一本书，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出版社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渠道是“黄金十年"的一个败笔。但未来几年，童书市场的最大变化，很有可能出现在渠道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渠道为王”的时代。掌握、利用好新的渠道，整合好各种渠道资源，一些出版商很有可能就会一飞冲天。

（摘自2016年3月12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有改动）

【注】凯迫克大奖是美国最具权威的绘本奖。

材料一：

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074万人，增长率为5.6%，我国网民规模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通过对2017年遭遇网上诈骗的用户进一步调查发现，虚拟中奖信息诈骗依然是受众最为广泛的网上诈骗类型，在遭遇网络诈骗的用户中占比达70.5%；其次为利用社交软件冒充好友进行诈骗，在遭遇网络诈骗用户中的占比为48.4%。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5月24日，有删改）

材料二：

    日前，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关于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用户可以用隐私来换取便利的言论，激起了网上广泛的讨论。然而大家发现，即使安装普通APP软件，软件要求用户同意数十项的用户隐私获取权限方可安装。被迫无奈用隐私换取便利已经成了大众对当前我国个人隐私保护现状的共识。随着互联网应用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个人信息被大量留痕在各类网络服务平台上，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个人最为宝贵的数字资产，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不仅事关个人权益的维护，更是关系到网络社会时代个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国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个人信息滥采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大部分APP软件在安装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获取与软件应用功能无关的个人信息，主要包括个人通讯录、地理位置、个人相册等众多信息访问权限。以手机电筒APP软件为例，除了要求获取电池和摄像头访问权限之外，还要求访问用户通信录和地理位置等与软件功能无关的个人信息。二是企业通过软件服务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后，究竟如何使用这些个人信息，是否存在信息倒卖或者过度挖掘等行为，用户完全不知，也无法掌控。三是用户许可协议流于形式，尽管许多软件在安装过程中都有用户许可协议步骤，但许可协议存在条款冗长难以阅读、霸王条款强迫用户等行为，甚至像支付宝一样替用户勾选等现象也大量存在。

    2014年8月微博诉脉脉抓取使用微博用户信息，2017年8月腾讯指控华为荣耀Magic手机侵害了微信用户的数据，2017年6月顺丰和菜鸟数据断交门等大量类似事件中，双方企业围绕用户数据的使用唇枪舌剑，但是作为数据所有者的用户却没有任何发言权。企业间个人信息之争，普遍暴露了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个人信息被企业收集之后流通交易，流通情况个人是不掌握的。二是企业收集的个人信息，究竟谁能用，谁又不能用，作为主角的个人并没有发言权。三是个人信息被企业采集后开发利用，企业只关心自身利益，个人用户体验是次位的。

（摘编自陆峰《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保护如何突破困境》）

材料三：

    隐私泄露助长电信诈骗，人肉搜索酿成生活悲剧，裸贷风波流出私密照片……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尤其是置身于无远弗届、几乎无所不能的互联网时代，个体的基本信息、消费习惯、位置轨迹等，都可被转化为数据存储起来，在技术层面降低了侵犯个人信息的违法成本。而人们拥抱数字化生活的过程，也意味着对部分个人信息使用权的主动让渡。凡此种种，都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信息时代的信息保护难题，也挑战着传统的法律规制逻辑。一般来说，有了实际侵害结果，法律制裁才会介入。今天的个人信息长期处于暴露的危险中，且很多时候，信息泄露对个人的侵害结果并不明确，让人难以觉察。因此，法律制裁就不能仅依据后果，而必须对潜在的风险作出判断，从信息的源头严格把控。

    当然，完全寄望于立法和司法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全天候、360度保护，并不现实。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面临违法成本低与维权成本高的双重困境。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05月12日）

材料四：

    2018年5月25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下称“《条例》”）正式生效，这也是欧盟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下称“《指令》”）生效以来颁布的又一项更全面、更严数据保护措施。《条例》严在哪儿？与1995年颁布的《指令》相比，《条例》颁布在数字经济高度发达的2018年，《指令》的很多概念和保护的范围在《条例》中被扩大和细化了。首先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其次，《条例》赋予了《指令》之外更多的个体权利。比如，保障个人对其数据的“访问权”“限制处理权”与“拒绝权”。此外，《条例》对何谓有效的“个人同意”做了更严格的要求：个人沉默、预先勾选和静止状态不足以认定个人表达了“同意”。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5月）

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习俗延续下来，如驯鹿、瑟宾节都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驯鹿成为贯穿全年每个呼伦贝尔草原盛会的“吉祥物”，二百余人的鄂温克部落每年能接待中外游客近五万人次。

    而每逢瑟宾节，鄂温克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由部落首领主持，猎人们在落叶松的间隙里点燃篝火，边歌边舞，祭祀山神，一片欢乐祥和。台湾游客任先生几乎每年都会到呼伦贝尔旅行一次，他说：“不论夏季或是冬季，呼伦贝尔总有让人看不完的美景，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出的盛会就让人流连忘返。”

2016年上半年，呼伦贝尔市接待中外游客488.47万人次，同比增长8.5%。

    以上种种，都只是内蒙古草原上很普通的活动，但也是内蒙古草原诸多文化活动的缩影。

    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元文化底蕴深厚，将草原文化融会贯通并“打包”展示已成为当地所有民族文化活动的“套路”。不论是各地一年四季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还是内蒙古“走出去”举办的文化活动，草原传统技艺总是结伴出现。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内蒙古已在蒙古国、俄罗斯、美国、马耳他、毛里求斯、澳大利亚、丹麦、斯里兰卡等地举办“文化周”活动，阵容颇为“豪华”，对外讲述者内蒙古的故事。

落于金莲川草原上的正蓝旗人口仅8.3万，但这里有世界文化遗址元上都和延续千年的传统游牧生活。

（摘自中新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的草原盛会吸引中外游客》，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省南通市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宋亚军这两天伤透了脑筋，他正在给88岁的毛素娟找一个传承人。毛素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南通色织土布技艺的唯一传承人，由于后继无人，这项技艺正濒临失传。赶在老太太还能说会动之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技艺传下去成了宋亚军的当务之急。

    如何让非遗更好地传承下去？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曹锦扬表示，非遗传承有其特殊性，不能全靠市场，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011年6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一些地区落实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经费拨款不到位，不重视宣传，对民间的非遗传承人重视不够等。一些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每年在非遗上的经费投入只有区区几十万元，非遗传承人、研究人员想对外交流自己的技术和作品都捉襟见肘。

    “事实也证明，凡是非遗传承做得好的地区，政府都发挥了很好的主导作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说。在全国，宜兴紫砂壶鼎鼎有名，这是该地区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所带来的效果。宜兴有专门的副市长、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紫砂陶艺发展，政府还出资让有兴趣学习紫砂陶艺的人免费学习，每年的“陶艺节”，市委书记、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材料一：

    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吃一口在太空中孕育出来的食物早就是一件离普通人很近的事了。我们在餐桌上最常吃到的黄瓜、大豆、玉米等多种作物，很多就有可能是太空来物。人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何最近吃到的甜瓜更甜更脆了，吃到的黄瓜更大更嫩了？这背后的技术就是已经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却不为人所熟知的“航天育种”。

    实际上，一粒种子从上天到入地再到结出果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选种。选择什么样的种子搭载上天，要经过多重筛选，搭载种子在纯度、净度、发芽率上必须符合国家作物种子质量标准，种子的相对含水量应控制在13-14%。每份搭载种子数量，小粒作物一般应在3000粒以上，大粒作物一般应在1000粒以上。搭载资源非常有限，每次都是两三公斤的量，每次一百种左右。

    第二阶段是诱变 。利用卫星和飞船等太空飞行器将植物种子带上太空，再利用其特有的太空环境条件，如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弱磁场等因素使植物产生各种基因变异。一般来说，种子搭乘卫星上太空转一圈，便能诱导其“变”出更优良的品质，比如结出更大更甜的果实、更美的花朵。

    第三阶段为下地。种子随着搭载的航天器返回地球后，随即要进行地面选育工作，包括地面种植、观察、突变体筛选、遗传稳定性鉴定等工作。因为种子的变化是分子层面的，想分清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必须要将这些种子全部种下去，繁殖三四代后，才有可能获得性状稳定的优良突变系。这个过程很漫长，每次太空遨游过的种子都要经过连续几年的筛选鉴定，其中的优系再经过考验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太空种子”。

    对于“航天育种”这一新事物，人们还存在很多知识上的困惑。比如，航天育种是不是转基因？有很多人疑惑于这个问题。科学工作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转基因是外源基因的导入，而航天育种是植物自己的基因在变化。即使没有上太空，种子的基因在地球上也会有变化。航天工程育种是一种物理诱变育种手段，没有外来基因的导入，因而它不是转基因。科学工作者研究显示，即使是太空飞行回来的当代种子，也没有增加任何放射性。

    材料二：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三个独立掌握空间飞行器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之一。在航天育种方面，三个国家各有特色。目前美国航天工程育种工作计划主要涉及在种质创新、药品生产、生物反应器以及生物采矿等几个研究领域，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太空生命生存条件。俄罗斯的研究重点则是空间植物栽培研究，曾在国际空间站上完成了豌豆的连续世代循环栽培，以及成功种植超矮小麦、白菜和油菜等植物。

    自1987年以来，在“国家863高科技计划”的推动下，我国先后13次利用返回式卫星和5次利用飞船及多次高空气球搭载了70多种植物的2000多种品种的种子，涉及到粮、棉、油、蔬菜、花卉、牧草及中药材等多个方面。已进行的项目有：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大豆、绿豆、黑豆等豆类作物；棉花、烟草、香蕉、莲子等经济作物；油菜、番茄、黄瓜、甜椒、西瓜、甜瓜等蔬菜作物；曼陀罗、兰花、玫瑰等花卉，红豆草、紫花苜蓿等牧草，人参、甘草等中药材。

    比如说，经卫星搭载处理后获得的博优721亚种间杂交水稻新组合，大面积亩产量达700多公斤，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15%以上；优质、高产的水稻华航1号、芝麻新品种航芝1号、食用菌太空金针菇等受到农业生产者的普遍欢迎。同时，利用航天诱变技术创造了一批目前利用传统育种手段难以获得的罕见材料，如特早熟小麦、特大粒莲子太空莲3号、特大粒红小豆突变系等，将对作物产量和品质等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改良产生重大影响。

    航天育种是个接地气的行业，已经有多个地区利用这一技术实现了收益。早在1994年，广昌县白莲科学研究所就与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将白莲种子送上太空，以提高白莲的产量。2002年、2004年又先后开展了第二、第三次航天搭载，先后选育出太空莲、星空牡丹、太空娇容等一批白莲新品种。自此，广昌白莲具有了生育期长、花多、蓬大、结实率高、颗粒大等特点，其中太空莲36号品种平均亩产量提高到80—100公斤，比常规品种高出一倍多，使莲农经济效益增长了一倍以上，目前已成为我国白莲产区的主栽品种。

    可见，航天育种的研发与应用，有很大的空间。就社会经济效益而言，航天育种业在我国具有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材料三：

    航天育种是带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不可能一投资就赚钱。也正是因为如此，航天育种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并不容乐观。

    从航天育种的发展历史来看，航天育种一直不是航天飞行的主要任务，而是在保证其它任务成功的前提下，“顺便”搭载一下航天育种材料，我国仅在2006年发射了世界上唯一一颗专门用于航天育种的卫星“实践八号”。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航天育种空间搭载机制。

    目前我国航天育种缺乏龙头企业，大部分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有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不管有没有力量和条件，“赶时髦”进行航天搭载，低估了航天育种工作的难度，选择搭载的农作物品种和材料素质不够高，导致经卫星搭载诱变后，又经历4-5年定向选择后育成的品种在产量、品质和抗性上缺乏竞争力，选育不出好的种质材料，在生产上难以推广，大大浪费了资源。

    航天育种品牌自身的保护力度也不够，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航天育种企业，仔细探究发现，其中部分企业打着“航天育种”的幌子进行炒作，他们从国内外找来一些与众不同的品种，贴上“航天育种”的标签，利用老百姓对“航天品质”的信赖，从中获利，这些企业严重影响了航天育种的声誉。

    因此，就航天育种业的未来而言，中国的发展之路还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通过长期不断地努力，让科研成果更好地为百姓生活、社会发展服务。

    材料一：

    最近几天，有关西方针对华为公司的更多内幕被持续曝光。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对华为的关注有相当长的历史。2014年斯诺登曝光的一份机密文件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0年启动了代号为“shotgiant”项目，该项目试图寻找华为公司与中国军方存在关系的证据，同时也试图寻找华为的技术漏洞。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国安局暗中监视着华为在深圳的总部服务器，甚至试图监控华为多个高管的通信记录。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国安局在斯诺登文件披露后结束了这一项目。时任美国白宫发言人曾辩称，“我们不会把我们收集来的情报交给美国的公司，来提升它们的国际竞争力，或是增加它们的利润。”这种说辞并不能改变国安局对华为长期发动网络攻击的事实。时至今日，美国国安局确实在此次“五眼联盟”封杀华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前，美国情报机构向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共享了一份关于华为的分析报告，该报告是促使澳大利亚最终阻止华为进入其5G通讯市场的导火索，并且拉开了西方国家针对华为系列行动的序幕。

    针对“五眼联盟”的做法，华为高层近日在一场发布会上指出，华为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20亿美元加强网络安全，用以增加更多人员和升级实验室设施。华为的这一做法是对西方国家针对华为风波的绝佳回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面临着与西方情报机构灯光下的较量，华为的应对方式将给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24日）

    材料二：

    12月19日，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在公司内部论坛心声社区中，发布了对近期媒体对华为5G相关报道的情况说明，称目前华为在德国的业务一切正常，正积极参与法国各运营商的5G建设。在日本，华为正在积极参与运营商的5G标书答复和实验局测试。新西兰政府虽对运营商提交的5G方案有不同意见，但监管流程尚未走完，客户均表示与政府继续斡旋，与华为合作保持不变。

    对于5G技术，这份声明也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华为5G在技术和商用上，均处于业界领先，是目前行业内唯一能提供端到端5G全系统的厂商。尽管遇到了较大的外部压力和困难，华为在商业上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据透露，2019年上半年，华为将发布搭载5G芯片的5G智能手机，并将在2019年下半年实现规模商用。

    华为公关及政府事务部在心声社区中不间断发布相关外媒报道，传播意大利、韩国、德国等国家政府和企业反对抵制的声音，和对华为的力挺。据介绍，今年华为的经营业绩非常好，今年总收入将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去年销售收入为925.49亿美元。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12月20日）

    材料三：

    （据俄罗斯塔斯社12月13日报道）加拿大外长弗里兰称，加拿大执法部门拘留孟晚舟是根据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现有的引渡条约进行的，在该案件中不存在任何政治成分。他强调，加拿大和美国是法制国家，因此“我们的（引渡条约）合作伙伴不应该试图将法律程序政治化”。

    弗里兰补充说，她已经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就该情况进行了讨论。在与蓬佩奥的谈话中，加拿大外长还强调“加拿大是一个法制国家，一直都在明确遵守法律”。她表示，在孟晚舟事件上，渥太华也一直在与中方保持联系。特别是，她自己还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进行了讨论，但她没有透露细节。

    应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要求，加拿大执法机构于12月1日在在温哥华机场拘留了正在转机的孟晚舟，美国指控她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12月11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准许孟晚舟在被引渡到美国之前获得保释，法官给予美国60天的期限，但至今为止美国政府仍未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

    （摘编自《环球时报》，2018年12月13日）

    材料四：

    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办公室接受路透社专访：“如果我认为它对国家有利，如果我认为它对达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协议有利——这至关重要——对国家安全有利——我肯定会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干预的。”

    报道称，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加剧了近期美国股市的下滑，并使人怀疑特朗普在新的一年有可能被经济动荡所困扰。目前中美两国正在极力解决这一问题。

摘编自《路透社》报道，2018年12月13日）

材料一：

文学批评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也就是引导人们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家有更高的美学素质、人文修养和优秀的审美能力，并且敢于做一种价值判断，对那些艺术质量差、价值观有问题的文学作品，要敢于批评，敢于亮剑。

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说：“价值问题置之不顾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和分析任何艺术作品。”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功能，就在于具有否定意义，也就是去伪存真，为比较优秀的作品留存余地，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之所以优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敢于裁断，敢于批评，他们走在公众前面，对公众的阅读发挥指导作用。

当代文学批评为什么缺乏公信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批评没有价值判断，或缺少价值判断。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有两个，一是批评家本身就没有价值判断的能力。由于学养有限，趣味不高，视野狭隘，很少阅读国内外文学经典，所以，一看当下作品满眼都是经典，处处都是大师。更有甚者，价值错位，思想混乱，没有基本的审美趣味，无法承担起引领健康阅读的职责。二是批评家陷于人情伦理，甚至金钱伦理的漩涡而无法自拔。他们明明知道作品很差，但由于人情的因素，或者有了金钱介入，就违心地唱赞歌。这类批评家，确实是需要反省的。一个批评家，应该坚持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能够对作品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并正确的评价。

对此，美国批评家威尔逊说，从历史的和生平的角度出发，在演绎文学作品时，不论探求多么全面彻底，我们都必须准备尝试评估，而且还必须能够识别优劣，分辨一流与二流。否则就根本不是撰写文学批评，而仅仅是文学文本里反映的社会史或政治史，或者着眼于过去时代的心理个案记录。“评估”“识别优劣”，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最根本素质和起码的专业精神。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批评家。

（摘编自杨光祖《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文学批评》）

材料二：

文学批评如何重拾公信力？这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从批评的素养、观念、语言入手，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批评家的素养是很多作家都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批评家的真诚上。有的批评家过于“自信”，经常用一些“大词”对作品进行判断，动不动就“里程碑”“史诗性”“开创性等。有的“专业批评家”喜欢出席名目繁多的作品研讨会，不太读作品就理直气壮地发言。有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就不满意，或以某种不变的观念去衡量所有的作品。这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批评的真诚。真正的文学批评，是通过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是通过对作家想象力的呈现，来阐明文学作为生命世界所蕴含的秘密，并表达批评家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也不会重叠，但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

与批评主体素养密切相关的是批评观念。素养是观念的表现形态，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观念。以对话形式展开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其表层特征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语言交流，深层内涵则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审美旨趣、表达方式、价值观念的互动。优秀的批评家是批评活动中对话情境的成功构建者，他必须具有平等意识，才能有效地进入作品人物与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审美天地，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穿过文字抵达历史、现实或人性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身的学术品格、价值判断和社会使命，而是要发挥批评主体的人格力量，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和理性思辨精神，不断超越个体的局限，使文学批评呈现岀不可替代的魅力。否批评者就无法进入作家与作品深处，也无法拨开笼單在读者心头的疑惑，对话乜就成为空话。

而对话能否很好开展，批评语言是关键。批评语言是批评观念传递的媒介。批评语言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批评观念的表达。要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淸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总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比如钱钟书这样评说南宋诗人的忧国情怀：“……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还有许多这样能让人“感动”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宗白华、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汪曾祺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语言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摘编自明飞龙王园园《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