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国家一民族之进化，必有与他国家他民族所同经之阶级、同具之心理，亦必有特殊于他民族他国家。或他民族他国家虽具有此性质，而不如其发展之大且久者，故论中国文化须着眼于此，否则吾之所有，亦无异于人。”

“德治与法治为中西不同之宗主。其原则本于民族心理，加以哲人先识之提倡，演迤累进，奕世赓续，久之虽如人之面目，虽同一官位而精神迥异，不可强合。苟欲尽弃所习，一取于人，必致如邯郸学步……”

“今之世界交通、国际联络、物质发达，愈于古昔矣，而人类享受之幸福，与其所造之罪恶、所受之痛苦，乃正相等。故谓今日文明、昔日野蛮，文明人快乐、野蛮人苦恼者，皆是呓说。野蛮之时代有最文明之精神，文明时代有最野蛮之举动，而人类之苦乐，亦复互有消长，不可以一概论。”“然阴阳消长相为对等，人居其间，不能无所适莫，则执中之道出焉。”

——据柳诒徽《中国文化史》（1919年）等整理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赡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文艺复兴运动就是高举人文主义这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打破中世纪神学桎梏，使文化的各个领域，从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创造了远比千年中世纪更多、更绚丽多彩的成就，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康天意《文明的狂飘疾进时代》

18世纪启蒙学者高举理性与科学大旗，猛烈抨击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法制，强调发展科学、张扬个性、追逐功利、享受生活、建立“理性王国”。不难看出，启蒙运动实质上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延续，是人文主义精神的继续弘扬。

——高九江《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

材料二：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

——摘编自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1902年）

要拥护那德先生（即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