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葬的“难度”

    “如果有来世，我选择做棵树，继续在母亲的哺育下成长。”近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发表网文《执意树葬的母亲》，引起人们对生态葬的关注。

生态葬是指遗体火化后，通过“草坪葬”“海葬”“树葬”等不占地或少占地的方式处理骨灰。2016年2月24日，民政部等9部委联合发布全国首个推行绿色殡葬文件：《关于推进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政部称，《意见》属于倡导性文件，不是硬性要求。截至2015年，由民政部门管理的公墓安葬率达65.8%，“国家资源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呼吁生态葬也显得迫在眉睫。但民政部坦言：“节地生态安葬始终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如何安葬亲人，是一道关于道别方式的人性选择题。

    2015年10月29日，陈敏取出姐姐的骨灰，骨灰从她指缝间缓缓滑落，流入专门用来树葬的环保骨灰盒。姐姐陈泳2014年1月11日因病不治身亡，三个月后，母亲得知噩耗哭晕了几次，她要求让女儿“回家入土为安”。

    可是，想要“入土为安”谈何容易。“姐姐没有东莞户口，我们没有资格买墓地，就算有也买不起。”2014年6月，陈敏给姐姐报名。“但我们不敢告诉母亲是树葬，只是说已经‘入土’了。”

    “没有墓碑，以后就找不到了”

    东莞自2008年举办海葬，2012年举办树葬以来，每年组织免费集体海葬树葬活动2次。但近两年，报名遭遇“冷空气”。由于参与人数太少，活动被减半。直到2015年10月29日，也就是报名树葬15个月后，陈泳才得以树葬。

    骨灰还林是一种不留标志，将骨灰深埋回归自然的绿色生态葬法。泥土填埋后铺上草皮，陈敏他们被要求不做任何记号，“没有墓碑，以后就找不到了。”

    不保存骨灰，不设墓碑的生态葬法除了海葬、树葬，还有草坪葬、花坛葬。

位于广州市萝岗区新塘公墓的中华墓园于2010年开展花坛葬业务。6年来安葬逝者的骨灰不到300位，仅占园区业务量0.4%。该负责人说：“市场反应不热烈，需要慢慢引导，不可能一下子要求大众接受，毕竟（骨灰盒）降解了，（骨灰）就没了。”从数据上看，群众对“不留骨灰”的生态葬接受度不高。

    “奖励提高十倍才能起到杠杆作用”

    其实，广州在推行树葬之初的设计，是一棵树下安葬一具骨灰。

    “1989年3月26日，广州在白云山脚下划地150亩，取名‘思园’，在全国首创树葬，报名踊跃。”广州市殡葬管理处处长梅向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棵树下安葬一具骨灰，不到十年场地就饱和了，随后在两棵树间埋，2000年又满了，最后只好密集安葬。”

    2012年，“思园”已满，广州暂停树葬。

    据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王宏阶说，推行生态葬是利国利民的大事，需要财政加大投入解决，除了场地、配套措施等，还有补贴。从2013年开始，广州对骨灰撒海发放每位1000元补贴。在王宏阶看来“太低了，将补贴提高十倍都不为过。补贴不只是起到鼓励作用，更应该起到经济杠杆作用”。

    一场思想革命正在进行

    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是一场挑战传统的思想革命。而殡葬改革伴随着“叫好不叫座”的现状，已推进了整整60年。

    民政部对殡葬改革的表态，有种“持久战”的味道：殡葬改革是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触及人民群众思想和价值观的最深层面，要注重措施配套、政策衔接，要稳步推进、持之以恒。

材料一：

    中国现代化实践因其强调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而具有明显的“生态现代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开辟排污权交易市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环保产业在技术水平、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不足。整体上，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对于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似乎不能被过高估计。此外，以环境NGO^①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成长在促进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改进环境治理等方面，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作用程度依然有限。

    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第十二个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些规划纲要中除了明确提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目标及其工作安排外，还设置一些重要考核指标。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对于政府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较为有效的约束。

    此外，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国发展的统筹协调，强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节选自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

【注】①非政府组织英文缩写。

材料二：

【注】“十三五”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污染企业和污染源的整治力度，在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加大财政保障力度。预测到2020年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有望达到2.25万亿元。

（选自陆澜清《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及环保细分市场前景分析》）

材料三：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实现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完全对应，也是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战略安排。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环境问题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环境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做到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现在，人民需要生态产品，就必须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作为发展应有的内涵，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节选自人民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材料四：

    英国从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度，到今天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空气治理成功的典型。半个世纪英国是如何改善空气质量的？

    以20世纪90年代为划断，之前，英国政府采取的是“应对式”空气污染治理，空气污染立法大都是在具体污染事件出现后，针对具体污染物才颁布相关法律；之后，英国认识到应对式空气污染治理的种种弊端，继而提出“整体式”空气污染治理。从政府层面，英国中央政府一方面提供宏观的战略指导，提出全国空气质量的目标，规划审查和评估全国范围内空气质量的步骤，划分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辅以各种政策文件进行指导帮助；一方面给出相对微观具体的信息指导和技术指导，为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具体行动提供帮助。另一个重点在于地方政府，英国地方政府通过实施大量的合作来开展对空气污染的整体治理，这种合作既包括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也包括邻近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还包括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合作。

（节选自蔡岚《空气污染整体治理：英国时间及借鉴》）

材料一：

    无论你居住在哪个城市，你总会遇到交通问题。当这个城市的人口和他们拥有的汽车数量增加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每个国家的城市交通系统越来越差，因此，如果没有更智能的技术的帮助，就很难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像物联网这样的智能技术的效用正在慢慢地从提高生活质量的移动应用转向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常见问题，物联网是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承载体，让所有能行使独立功能的普通物件实现互联互通的网络。明智的城市正在努力适应这些智能技术，并整合到交通系统中，例如，通过将汽车的全球定位系统与交通摄像头连接起来，城市官员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如何有效地控制和管理交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可以向司机发送短信，提醒他们正在行驶的道路交通堵塞，并帮助他们选择另一条道路。最终的结果将是获得更好和有效的交通经验，大大减少交通拥挤，并建立一个更安全和有保障的交通系统。

    物联网通过从交通摄像机、汽车的GPS、传感器等众多渠道收集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信息可以用来分析和理解交通模式，最终让我们找到创新的方法来简化最常用的道路和运输方法。不仅如此，连网的传感器和检测器还可以识别危险情况，然后立即提供协助，此外，当局亦会通知车辆司机有关这类情况，以避免及减少道路交通意外，从而改善其他乘客的安全。

（中国安防展览网《物联网如何解决城市的第一个问题——交通拥堵？》2018年4月27日）

材料二：

    道路拥挤收费是指对行驶于拥挤道路或高峰路段的车辆征收额外费用，国外称为拥挤通行费，其目的就是利用价格机制，引导交通需求，抑制交通出行产生，缓解交通拥堵。新加城是最早通过实行拥挤收费来治理交通拥堵的城市。1975年6月，为缓解城市核心区交通压力，新加坡实施区域通行证系统，在划定的控制区域内对车辆进行收费。收费费率根据区域的交通拥挤程度采取浮动制，车辆每通过电子收费站收费一次。该方案实施后效果非常明显，高峰小时交通量显著下降，平均车速和公交出行比倒得到很大提高。英国伦敦于2003年2月17日开始实施拥挤收费。收费区域为内环线内2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交通设施，共113条道路、8座桥梁。收费对象为私人汽车、货车，而公交车、出租车、紧急救援车辆、事故车辆，消防车、残疾人士和领取社会保障金人员驾驶的车辆则免费。收费时间为7：00—18：30，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不收费。收费采用车辆自动识别技术，根据车辆一天内是否进入收费区域，收费额为每天5英镑，区域内居民给予一定折扣。方案实施后，收费区域拥挤减少40%，区内交通量减少16%，排队减少20%—30%，车速提高37%，公交出行比例增加，公交营运速度和可靠性提高。

    国外上述成功实例表明，道路拥挤收费是一种有效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和措施。不过，这种办法在我国的实际运用尚需进行大量的论证和探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合理确定拥挤收费标准体系，包括确定收费对象、收费费率、收费区域、收费时间和收费方式等。

（交通部规划研究院《国外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对策》2017年3月15日）

材料三：

    在政府工作报告对2018年工作建议当中，李克强总理指出，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停车场等便民服务设施，让居民生活得方便、舒心。

    针对很多城市出现交通拥堵的“城市病”，代表委员也将各自的治堵良方带到了北京。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邢台市委副主委陈凤珍提出“智慧停车”建议，她介绍，石家庄用“三步走”战略盘活了城市停车资源。第一步完成路侧公共停车场介入石家庄智慧泊车管理平台；第二步拓展城市商业、交通枢纽、文体中心、医院等公共生活场所停车场接入平台；第三步整合小区停车场，完成整个城市停车资源及数据适时接入，实现全市全部停车位统一监管。通过APP实时查找附近的车位非常方便。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则说，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妙药”之一在于盘活更多空置车位，建议将物权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归属于建设单位，但建设单位不得销售，可以用于出租经营”。限定车位“只租不售”，将可以实现车位资源的整合，促进车位“流动”“共享”，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法制网《运用大数据解决交通拥堵问题》2018年3月17日）

材料一：

    由于相关企业对爱立信在中国知识产权许可业务的投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启动了对爱立信相关许可业务的调查。5G时代即将到来，对于手机厂商来说，如果不能早点解决专利收费标准的问题，日后将需要花费更多资金在专利费上。

    面对未来市场，数以亿计的5G手机出厂，高通已经公布了巨额的专利使用费，爱立信也公布了专利收费标准。华为因为在5G领域也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也将会公布自己的收费方案。华为相关人士表示，华为5G专利售前费用不按整机收费，而且华为重申不敲诈社会与商家，价格非常透明，比过去的4G专利授权费用更低。数据显示，华为已在全球范围签署了30多个5G商用合同。

    专家指出，爱立信、高通等不会只谈5G专利，5G是在2G、3G、4G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一代都需要用前一代的技术，也就是说高通、爱立信、诺基亚等在收取费用时会称，5G也用了第一代通信技术2G的基础性专利，需要交专利费。5G时代这些专利都存在，尽管中国厂商的话语权上升了，但是专利费该上交的还是要上交。

    （摘编自石飞月《爱立信被调查，电信设备商的垄断反噬》，《北京商报》2019年4月15日）

    材料二：

    随着5G网络的研发，目前华为已经在全球获得了超过30个订单，所建的基站已经超过了2.5万个。目前的华为正在积极和国内的运营商寻求合作，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开启5G服务。

    目前华为在5G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夸赞。美国有专家说，如果美国将华为拒之门外，那么美国的5G网络将会落后于中国。华为对于自己的5G技术十分自信，目前华为本着造福全球的态度，将自身的技术廉价提供给各个国家。毕竟在价格方面，华为要比诺基亚、索爱以及三星的便宜许多，而且速度更快，技术更好。不少发达国家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国民用上更好的网络服务，现在不得不开始考虑要和华为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当然5G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也还在继续，目前全球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还没有正式大规模地接入5G。作为国内通信行业的老大哥，华为要想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还需要不断突破自我，研发出更先进的技术。

    （摘编自（华为5G又一次被认可》，搜狐网2019年2月13日）

    材料三：

    2017年、2018年移动基站全球份额比较图

材料四：

    日媒称，日本将与欧洲联手，面向未来通信标准“后5G”启动共同研究。在5G领城，中国等国大幅领先，日本力争通过“后5G”技术实现反攻。

    研究团队在德国进行的预备试验中，尝试使用70GHz和240GHz带宽的电波进行通信。而目前面临的课题是通信区域变小。电波频率越高越接近光的性质，电波难以到达远处。因此将需要更多的基站。基站之间将不使用光纤，而是使用研究团队开发的无线通信来接连，以降低成本。预计“后5G”技术将在2030年代推向实用化。报道称，在超高速无线通信系统、新一代通信标准5G领城，全球通信设备巨头掌握着主导权。从移动基站2017年的全球市场份额来看，中国的华为高居首位。日本企业方面，目前在5G技术开发方面落后于人。

    研究开发的关键在于电波的高频率化。这对于提高通信速度和确保电波带宽来说不可或缺。日本企业在高频率电子零部件领域握有很高市场份额。川西教授表示“为对抗全球企业，有必要从现在开始面向‘后5G’时代推进研究”，将发挥日本的强项，力争借助“后5G”技术实现逆袭。

（摘编自《日本欲联手欧洲靠“后5G”技术逆袭》，《参考消息》2019年4月15日）

    材料一：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我们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宣传思想工作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现在，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为中国点赞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主流媒体的历史机遇，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摘编自《求是》杂志第6期2019年3月16日《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材料二：

    材料三：

    从“纸媒时代”到“微博微信”再到“视频、H5、VR全景”……一大批“提笔能写，对筒能讲，举机能拍”的全媒体记者涌现出来，“融媒体记者，就应该干嘛嘛行、做啥啥精”。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唯一不变的状态就是改变。把网络信息前沿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方面，新华社走在前列——2015年推出自主研发的“快笔小新”机器人写稿系统；2017年底，发布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2018年11月，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播——“AI合成主播”亮相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新闻领域开创了实时音视频与AI真人形象合成的先河。

    以内容创新唱响时代强音。人民日报社策划推出5篇“总书记的人民情怀”系列报道和14篇“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新华社推出《心中的牵挂》《答卷》《誓言》《那年，我们21》等50多个浏览量过亿的重磅融媒体产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出时政报道“组合拳”，以时政V观微视频、时政新闻眼等方式第一时间准确报道，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调研考察时的感人瞬间，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风范。

    创新对外传播手段，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日报社充分发挥外籍记者编辑队伍优势，以“好运中国”“解码中国”等短视频栏目为依托，打造了“英国小哥”方丹、“美国小哥”艾瑞克、“英国小妹”夏洛特等“网红”记者，透过“外眼”看中国、通过“外嘴”讲中国，扩大主题报道的国际影响力。新华社“New China”账号在脸谱、推特、优兔、Instagram、连我、VK等六大平台使用19种语言发稿，总粉丝数突破1亿，跻身世界主流媒体账号第一方阵最前列，让“中国声音”更加清晰响亮。

    （摘编自新华社2019年1月26日《守正创新 有“融”乃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融合发展成就综述》）

材料一：

    2010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外需内需皆盛，资本投入到传统制造业能够快速实现盈利，故研发和产品线的升级换代不受重视。2010年以后，内需下滑，外需受到东南亚的新兴国家竞争替代，景气度明显下滑，智能化升级已经成为制造业的当务之急。近年，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当前，在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人工智能逐渐融入制造领域，先进制造开始步入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制造阶段。智能制造将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工业软件、3D打印等领城打响攻坚战。

(摘自《华经情报网》)

材料二：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7.0%，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尽管我国是制造大国，但是制造业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目前国内工业大部分工业处于2.0到3.0过渡的状态，少部分开始迈入4.0。国外工业4.0发展起步早，目前以德国和美国为首的国家处于以品牌核心技术为主导阶段，中国则还处于制造业中低端，主要以生产零部件中间件，以及劳动驱动的制造业为主。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集中在系统集成商领域，部分企业也尝试进入智能设备行业，但是进入智能设备的核心领域的企业仍为少数。

    以机器人为例，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密度远低于国外。2015年日本汽车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密度是中国的3.25倍。根据机器人规划，到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工业机器人年产量将达10万台，密度达到150以上。随着工艺和技术成熟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预计到2020年我国国产机器人利润复合增长率将超过80%。

    2014年李克强总理与德国签订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明确了两国在工业4.0领城的深入合作。在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后，国务院、工信部、财政部等相继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智能制造在政策和产业的推动下迎来进一步发展。自动化信息化改造很多都能享受当地政府补贴，智能化改造的推动，已经成为部分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的项目工程。

    尽管国内处于智能制造领域的初级阶段，但是部分细分行业已经开始出现进口替代趋势，智能制造各细分领域技术均有突破。数控机床领域，华中数控自主研发“华中8型”数控机床，具备比国外数控系统效率高的特性，是唯一一个批量应用3C高逸钻攻中心加工的国产品牌。可以看到国内企业自身技术改善推动了国产化替代。国产化受到支持，知识红利开始体现。国家对于智能制造国产化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同时，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明显增速，人力成本优势迅速转换为知识红利，使得中国智能制造迅速发展，国产化进程加速。以机器人为例，国产机器人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以新时达和埃斯顿为代表的国产机器人企业收入规模迅速扩大。

(摘自《中投投资咨询网》)

材料三：

    我国近90%的芯片、70%的工业机器人、80%的高档数控机床和80%以上的核心工业软件依赖进口，这造成国内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我国智能制造的整体进展。以工业机器人为例，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了13.8万台，全球占比达到36%。而其中仅有3.5万台是由国内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生产，国产率仅为25.2%，比2016年的31%还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国产机器人尽管发展较快，但短时间内难以满足智能制造的需求。

    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84.2%的企业属于小型企业，规模以下尚有200余万家小微企业。广大小微企业是制造业的根基，其智能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智能制造工程的实施效果。但由于自有资金不足、信息化基础薄弱、缺乏相关人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小微企业只能围观大企业开展轰轰烈烈的智能化改造，自己却难以融入智能制造的发展浪潮。相比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的智能化之路面临更大的试错成本和不可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存。

(摘自《电子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