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取得的。工业革命中家庭消费观教育体系。英国既有的私立教育系统，如伊顿公学，主要是贵族教育；也有学徒制的工业教育方式，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教授生产经验和技巧，为工业革命生产线培养人才；良好而完善的宗教和慈善教育制度，则是面对平民的教育，保证了英国初等教育的普及化。这些，产生了英国工业化的基础，并实现了英国工业化的飞跃。

——周详《工业革命与英国教育的兴衰》

材料二：经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推动和发展，到洋务运动后期已基本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救国思想，开展了教育救国实践的初步尝试，诸如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创办了以同文馆为代表的近代第一批新式学堂……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代表着向上的、前进的趋势”，故“能不胫而走，迅速发展，广泛传播”……从维新运动，到随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教育救国思潮进入勃兴与高涨阶段。

——吴春苗《近代以来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三：2019年9月17日，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