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中后期，在松江府一带，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从事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棉纺织业成为这一地区人民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据正德《松江府志》载：“俗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一空，其衣食全赖此。”

﹣﹣摘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正处于初级阶段、发展严重滞缓的中国棉纺织工业带来了意外的机遇。1914﹣1922年，中国棉纺织工业在产业规模、市场份额、地域分布等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发展，不但结束了多年的萧条局面，而且为其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综述》改编

材料一：

铁农具是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决定性因素，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铁农具为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基础；第二，铁农具促进了粗放农业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转化；第三，铁农具为封建帝国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总之，铁农具伴随着人类社会从远古走来。

——摘编自徐旺生《中国饮食文化与晚近农业结构关系探析》

材料二：

唐宋农业的发展十分突出。学者估算唐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是约合今亩5亿至6.5亿。政府设有工部水部司、都水监等机构，既注意维护、利用旧有水利事业，又因地制宜新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利工程。唐朝粮食的基本亩产量约在一石左右（合今每亩51.5千克），高者二石。宋朝多在一石以上，长江流域达到二至三石，甚至有高至六七石者。直到明清原有粮食种类的生产基本没有逾越这一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耕地可改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泾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湖州府双林镇的丝织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等，也远近驰名。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的商品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材料一

到明代，进入第四个寒冷期，而农垦成风，“墙(明长城)内之地，悉分屯垦”。沙地植被遭到破坏，到万历年间普遍发生了建筑物被雍的现象。万历三十七年(1609)，榆林卫中路“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是年闰三月，朝廷调兵两千余人，并招募陕北各州县灾民数百人，历时六个月，长城沿线约120公里积沙被抓除到底并运往远地，“沿边一带，焕然一新，不可谓非大工"。

——据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清末民初有6个堡寨、421个村宅、近10万亩农田遭埋压危害。沙区层民为求生计，背扛肩挑，移沙造地，垒石防沙护田，散压柴草挡风救苗，依然不改“满眼尽飞沙”“树少不闻鸦”的景象。金鸡滩村马德宽借风移沙造田，或扬沙移丘，或背驮士石压沙，早出晚归，奋战10余年，夺地20余亩，微产杂粮，仍不解贫。

——摘编自《榆林市志》

材料三

1953年后，埃及政府对治沙实施政策扶植，并对各省的土地开发建设局实行系统领导，协调治沙。埃及还成立了专门的沙漠研究中心，从1979年起建立了5个沙漠士地开发技术实验推广示范中心。这些研究机构与推广示范中心紧密配合，研究成果可以很快得到应用。此外，埃及还从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美国、法国等组织和国家获取资金、技术、设备及优质种源等。埃及开发沙农业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郝晋珉等编著《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承包治理地。石光银海子梁乡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治理3000亩荒沙，成为榆林地区承包治沙第一人。三十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多措并举，历经千辛万苦，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道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扭转了“因沙致穷”的千年困局。中国对毛乌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据任仲文编《千秋伟业百年风华》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