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藏着艺术家

奚  淞

    父亲突然去世，我慌忙搭机飞返台北。令我惊骇的是母亲：她身着未换洗的灰布丧服，花白而蓬乱的头发上，胡乱别着一朵不成形的白棉线花，看见我，枯黄的脸微颤，仅咧开嘴，显示了无言而深切的哀恸。

    ①我在巴黎三年，任性地做自己艺术家的梦，不觉间，岁月竟来催讨所有积欠的债了。父亲去世后，母亲能健康而平安地活下去，应比一切都重要。

    我从旧书摊买来一大堆内容轻快的杂志和小说给母亲，希望能转移她那郁结于心的哀伤。翻开书页，她的视线茫然滑开。我这才发现：她不只是失去了阅读的习惯，视力也坏到早该配老花眼镜了。我烹煮了一些肉类食物，笑闹着端到她面前，想引起她的食欲。母亲万般无奈地咬嚼两下，趁我转身，又偷偷把食物吐在碗里。我这才发现：她不只是因悲伤而忌肉食，她的牙齿早已缺损，并没有人催促她去装假牙。

    谁想到一直照顾人的母亲，其实已经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呢？

    配眼镜、装假牙，母亲都顺从地做了。可是，更多的时候，母亲像是无事可做，只是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从笼罩的烟雾里，追寻往事的踪影。

    为逝者折纸钱的时候，母亲的手才又活了起来。②银亮的冥纸，在她的手上灵巧转动，瞬间成为平整的元宝，翻飞飘落在她膝间的竹篓里。

    看母亲折纸钱的手，学美术的我有了新的狂想：为什么不让她学画画呢？趁着一股孩子般胡闹的狂劲，我把画架、画板、画纸、画夹和彩笔都准备好，一股脑儿地堆置在母亲面前。看到这一切郑重的装备，母亲呆了。

    以后，好一段时日，我假装不在意，却偷偷观察母亲的动态。我看到她在画架前徘徊、犹疑，终于怯生生地拿起铅笔，试着在纸上轻淡地画了如花生米般大小的孩子，然后匆匆忙忙涂抹掉，生怕别人看见。

    我没想到，真有这么一天，母亲会认真而着迷地画起画来呢。她从旧书里翻出一些过时的画片，以刺绣般的耐心，一笔一笔地临摹。

    一天，母亲在房里独自大笑起来。许久没听到母亲笑声的我，惊奇地冲进房，只看她一边笑，一边遮掩画纸。

     “画得好丑，难看死了。”母亲笑着说。

    我看到了，画的是一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穿旗袍的女人，侧身站立在镂花的窗边。稚拙的线条擦了又改，直到那苗条的女郎天真地笑起来。原来，母亲临摹的是金嗓子歌后周璇的旧照。当周璇高歌《龙华的桃花》时，也正是父亲母亲在上海相识、相恋的年代！

    从记忆深处寻到图像，母亲的郁结似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她居然一张又一张地画起画来，起初画妇人、孩子，然后狂热地画起花来，黑白的画面上，开始添加颜色，由淡雅趋于绚烂。

    看母亲蓬着花白的头发，鼻端架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凑近艳丽的花朵细心描绘，有时竟连炉上煮着饭菜都忘了，我才知道：在母亲心底，也藏着一个从未被人注意过的艺术家呢！这艺术家是待子女长成、丈夫去世后，才被释放出来的。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姆妈，看这片繁花》）

忆萧乾先生

舒乙

       每次走进萧乾先生的书房，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觉得萧乾先生活得很潇洒。

       一般的知识分子，活得没有那么潇洒，或者，反过来说，别的人差不多都活得挺苦，主要是精神压力比较大，绷得紧，生活也比较单调，漫什么乐趣。

       但是，走进萧乾先生的家就不一样。萧乾先生在外面永远是西装革履，整整齐齐，一副绅士派头，但是在家里，爱趿拉着鞋，也就是说，一双老布鞋，不好好穿，踩着后帮，趿拉着走，舒服。衣着也随便，以宽松为好。并且强调，这是在自己家里，要着便装，怎么舒适怎么来。他可以最洋，也可以最土。

       萧乾先生的家，表面上看，极乱，极拥挤，到处是书，是东西，没有下脚的地儿。但是，萧乾先生心中有数，要找什么书或者东西，手到擒来，一点都不费劲儿，准知道藏在哪儿。政府一再劝他搬家，换一套大点的宽敞的公寓，建议了三次，都被萧乾先生拒绝。不搬，坚决不搬。搬一次家，少说一年之内，绝对找不着要用的东西，故而，到死也不搬。

       地方小，不光不碍事，逢年过节，反而要张扬一下，拉几根绳子在头上，把世界各地朋友们寄来的贺年卡都张挂起来，五颜六色，像万国旗，客人一进门，先吓一跳，这就是萧乾先生的潇洒！

       萧乾先生有许多小发明。譬如：书桌上有倾斜的板子，颇像制图版，省得老低头，防止颈椎病；把各种废药盒码在桌边的小板上，左右两行，放眼镜，放别针，放小工具；头上有专门的绳子挂着各种正在写的文稿，一抬头就能找着。这么一来，萧乾先生的书桌很像一只大刺猬。体积扩大了许多，张牙舞爪，处处都是机关，可是真实用啊。

       客人坐下之后，谈得兴奋了，萧乾先生会出其不意地问：喝什么酒？是威士忌？白兰地？还是黄酒？他要边喝边谈，而且不就东西，白嘴喝酒。拿出两个小杯子，各倒半杯，边喝边聊。

       冬天，在室内，萧乾先生穿得很多，把羽绒大衣披在肩上，难道暖气不够吗？非也，通向阳台的门，是半开的，是要通风吗？非也，说小乌龟呆在阳台上，怕它冻着，开着门给小乌龟一点温暖。

       其实，乌龟是冷血的，根本不怕冷。萧乾先生不仅活得潇洒，而且心是热的，热得不得了。

萧乾先生有才华，而且勤劳，这样的写家写的东西注定又好又多。

       冰心先生曾当面对萧乾先生说：“你真能写，哪都有你的文章，我篇篇都看。你真是快手！”萧乾先生的确很勤快，他的散文常呈系列，有居京散记系列，有留英系列，有二战回忆系列等等，都可以自成体系，单独出书。

       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最想翻译《尤利西斯》，因为它最难译。有萧乾先生合作，使她终于下决心开始啃这块硬骨头。

       他们给自己定了“纪律”，在家里开办了“家庭翻译作坊”，是标准的夫妻店，规定每天翻一页原文，翻不完不睡觉，外带要做完那页上的所有注解。注解多得不得了，全是译者自订自拟的，有六千多条。有一幸正文是三万字，注解也是三万字，了不得！为此，两个人都废寝忘食地干，早上五点就起床，醒不来就上闹钟。二人接力，文先生先草译，萧先生接棒，做文学润色，宛如二度创作，一干就是一天，整整四年，此时萧先生已是八十岁老翁，而且只有一个肾。

       萧乾先生文思敏捷，写东西极快，有时一天能得一万多字。就这样，萧先生成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上半叶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我说过这样的话：看过火山喷发吗？萧乾先生就是一座文坛上的大火山，他的喷发壮观，雄伟，惊人。

       萧乾先生创作丰富，思维敏捷，观点犀利，智慧过人，是有原因的。

       他出身寒苦，少年当过学徒，织过毛毯，这个出身对他一生影响很大，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他有丰厚的学历，上完中学，就读燕京大学，是杨振声和斯诺的学生，后到英国教书，并是剑桥的研究生。他经历复杂，当过派往欧洲的战地新闻记者，见证过联合国成立大会，当过《人民中国》和《文艺报》副总编。他一生坎坷，大起大落，受过多重磨难，甚至面临九死一生，奇迹般重生。

       这样的人生造就了一位特殊人才，可谓经过千锤百炼，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有着巨大的穿透力，故而认识深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二十年前，出版家协金决定给老编辑家常君实先生和赵家壁先生颁奖。这二位在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上有着杰出贡献，可是偏偏被人渐渐淡忘。此消息一出，萧乾先生立刻在《人民日报》上著文。他说，这次授勋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为全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它表彰了一辈子默默无闻专替别人做嫁衣的无名英雄，树立了最可敬佩的榜样。此评论一出，立刻引来一片叫好声，只因为它道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话，代表了大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声，伸张了正气。

       萧乾先生一次在巴金先生的创作成就展上即席讲话，他说：“我也要努力讲真理”，他不无幽默地笑着补充道：“不敢保证我一定不讲假话，但我要尽量不说假话”。表现了一位长者的大胆、机智和实事求是。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上最活跃人物之﹣﹣萧乾先生吧，记住他的微笑，还有他的慈悲和博爱。

（选自2011年第1期《中国散文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