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四海与丘山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他出身仕宦家庭，曾祖是东晋开国元勋，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后家道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多在外祖父孟嘉家生活。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描述外祖父：“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傍若无人。”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受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既有“猛志逸四海”的追求，又有“性本爱丘山”的志趣。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陶渊明怀着大济苍生之愿，担任祭酒一职，后因官场黑暗而辞官。安帝隆安四年，他又投入桓玄门下。元兴二年，桓玄篡夺帝位，他不愿同流合污而再返田园。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桓平叛。陶渊明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冒险到建康，担任刘裕参军。他写诗明志：“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义熙元年秋，他任彭泽县令，《晋书·陶潜传》记载：

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赢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① ， 以为三径^②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遗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宋文帝元嘉元年，他已贫病交加，但对江州刺史檀道济馈赠的粱肉，他挥而去之。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虽然生活清贫，但陶渊明能从极平淡、极普通的田园生活中体味到无限的快乐。他在《与子俨等疏》中描写自己的情趣：“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遏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种快乐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他的笔下，田园生活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呜桑树颠”；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如《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好一个“不乐复何如”！陶渊明不是没有痛苦和烦恼，只是因为有这种热爱自然、怡然自得的精神品格，他能比较容易获得心灵的充实和平衡。《晋书陶潜传》记载：

    陶渊明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蛄，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南朝昭明太子萧统十分推崇这位田园诗的开山鼻祖，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他认为陶渊明那些描写田园生活情趣的诗篇可以使人忘却世间的奔竞争夺，培养旷远、真率的情感，获得精神的自由。到了隋唐，陶渊明得到的评价越来越高。北宋年间，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欧阳修盛赞“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安石评价“‘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③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摘编自《陶渊明诗文》及有关资料，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①弦歌：出任邑（县）令。②三径：常指归隐后的住所。③癯：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