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评论（评论员钟声）】韩国企业乐天集团近日同意就“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用地与韩国军方签署协议，意味看主动挤入东北亚战略博弈的复杂局面。不少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韩国民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怒。但是，韩国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本国民意上，更没有顾及本国及地区安全的大局，而是忙不迭地揣测中国是否“封杀”乐天。他们心里装着鬼，所以心很慌。其实他们很清楚，中国人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众所周知，美韩推进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安全利益关乎一国根本。韩方一方面破坏邻国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还指望同邻国正常做生意，这样的如意算盘怎么可能打出名堂？在整个国际关系史上都找不出先例。

    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依法保障有关企业在华合法权益，这是一贯的政策立场。然而，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最终却要由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乐天集团主动选择配合“萨德”部署，就是把韩国政府往损害邻国战略安全利益、恶化地区局势的错误方向推，就是一心一意要为自己的错误讨一颗苦果吃。相应而来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中国消费者自发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乐天做出坚决回应，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显然，乐天给“萨德”入韩铺路的决定，是典型的误国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还制造了新的冲突点，令整个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况且，绑上美国反导“战车”的韩国，很多事情将由不得自己做主了。一旦爆发激烈冲突，韩国不可能不受重创。

    韩国媒体现在用“坐立不安”“战战兢兢”来形容乐天当下的心境，恐怕一方面是看准了乐天在中国规模达8万亿韩元的各种项目和业务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明白韩国的“苦日子”将随之而来。去年7月美韩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中韩合作的民意基础明显受到了损害，中韩不仅政治关系遇冷，而且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往也受到了影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韩国继续执意推进“萨德”部署，两国间各领域合作势将遭遇更大困难。

    中国反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也不会有丝毫含糊。韩国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注定要为此承担责任。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二：

    【本报记者 倪浩 魏辉】“中韩经贸关系倒退10年是有可能的”，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表示，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让步。如果韩国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2016年韩国经济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内政治动荡双重打击，呈现严重低迷状态。寻求与中国合作，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萨德”入韩，引发中韩关系大倒退。10年前的2006年中韩双边留易额是1300亿美元。如果韩国不改弦更张，中韩经贸关系肯定受损，甚至会出现“硬着陆”。也就是说，减少1000亿美元是很有可能的，那就是“一夜之间回到10年前”。

（选自环球网2017年03月04日）

材料三：

    【湖北日报讯】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刘先喆认为，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定。”

（选自《湖北日报》2017年02月23日）

材料一：

    8月8日，九寨沟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中国地震台网的机器，写了篇新闻稿，写作用时25秒。稿件用词准确，行文流畅，且地形天气面面俱到，即便专业记者临阵受命，成品也不过如此。再考虑到25秒的写作时间，人类完败了。

    人工智能正在向高端职位进军。有人预言，除了华尔街的交易员，像律师、会计、医师等高端职位，也将大量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埃隆·马斯克说在未来20年，全球12%至15%的劳动力将因为人工智能而失业。李开复则认为，10至15年之后，也许50%的人要面临工作部分或全部被取代的局面。

    “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一轮工作革命，人工智能将大量淘汰传统劳动力，很显然也会有不少行业，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兴起而消亡。”陶庆华说，“但也要看到，人工智能会创造高端的新型的产业需求，从而带来劳动者的转型升级。所以，只有新型劳动者，才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摘编自《人工智能来了，你的饭碗会被拿走吗》，2017年9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近年，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全球关注和辩论的焦点。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会导致人类的工作机会大量缩减，甚至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冲击。但戴尔表示，他本人对人工智能并不恐慌。他认为技术就是要推动人的潜力最大化。任何一种新技术或者新工具可以有好的用途，也可以有坏的用途。“技术发展不应成为我们害怕的理由。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人与机器合作的世界。”戴尔还谈到，新的技术使我们拥有更好的商业、社会和教育环境等。就如同劳动力和资本，数据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投入要素。“数据是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摘编自《迈克尔·戴尔：人工智能时代是人加机，而非机减人》，9月29日新华网）

材料三：

    预计到2020年时，与全球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行业增加值将达到近20万亿美元，中国约有69%的企业将数字业务发展作为未来一年内的首要任务。对于企业来讲，数字时代已然来临。在未来，个性化和预测将成为消费者客户服务需求的主题，依靠类似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将把渠道内的客户服务与效率提升到极致。可以预见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识别、智能匹配、智能解答将得到广泛的应用，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推送。

（摘编自《AI将改变客户体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2017年9月29日环球网）

材料四：

    目前人工智能尽管有了长足发展，但毫无疑问都只是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建立在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各个领域知识成就基础之上的能真正解析人类智能之谜的理论。诚然，人类原本就是自然的产物，人类能达到的智能水平，从理论上讲，通过相应的渠道机器完全可能达到。可是，当前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差距显然是存在的，智能机器与人的本质差异可能就在“个性”方面。理论上讲，软硬件完全相同的机器之间，是无所谓“个性”的，而人的重要的特征就在于拥有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个性。

    就技术而言，不管是智能实体还是网络虚拟人，如果不能深入解析人类心智本身，则雷库兹韦尔预言的奇点，即在2029年我们将在机器中实现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的梦想就不可能到来。因此，深入解析人类“自由意志”和“个性”的本质是实现强人工智能目标的必经之路。但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一旦机器具备自由意志，人类将不得不面临新的伦理与现实的问题。

（摘编自《人工智能发展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2017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材料一：

    五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业由5千多户增加到1万6千多户。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摘编自《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国家创新指数（2016-2017）》）

材料三：

    我国创新水平迈向国际第一方阵。2017年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1.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920亿元。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不断涌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世界第20位升至2017年的第17位。而体现国家创新实力的重要标志是知识创新。2017年，国际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都居世界第一，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8件，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比增长8.2%。

    韩国《产业日报》报道称，中国的全球化创新型企业正不断增加研发投资，加大研发力度的氛围日益高涨，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发展计划，并给予中国企业相关扶持。4298家众创空间、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多家企业加速器，以及19家国家自创区和156家国家高新区形成了一个日趋完善的创业孵化生态链条。

（摘编自《科技部：去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1位》《大数据观察·专利支撑创新发展》）

材料四：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创新前所未有的“黄金五年”。我国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科技成果呈现“井喷”：墨子“传信”、“神舟飞天”、“天眼”探空、北斗组网、超算发威……科技创新有力地支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民生改善。科技创新在打赢蓝天保卫战、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兴林、科技治沙成效显著，在全球率先实现“沙退人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加速融合，织就保障亿万群众生活的幸福网。

十八大以来全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人，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重大科技任务、科研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对创新人才发挥了“筑巢引凤”的“虹吸效应”。“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带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归国潮”，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这是我国创新的“力量之源”。

    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动真格”，向数十年难除的积弊“下刀”。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院士制度、科技奖励、科技军民融合等改革也正在深入推进过程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自由开放共享等基础性制度也在加快建立，科技人员获得感大大增加。

（摘编自陈芳、余晓洁、胡喆《科技成果“井喷”：中国创新奇迹从何而来？》）

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现象在部分国家出现。1851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此后，瑞典、挪威、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步入老龄化。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逐渐向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进入21世纪，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2015年，全球有6.17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预计到2020年，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到2050年全球将有16亿老年人，届时将有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

    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002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积极老龄化观念被纳入各国发展框架。

（摘自《全球老龄化状况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二：

    全面两孩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略有下降，而老年人口数量不会有任何差异。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会降低0.5个百分点，而到2050年也仅降低1个百分点，全面两孩政策无法缓解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1世界后半叶，中国将处于超稳定和超高的老龄化态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35%。从世界经验看，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以提升生育率进而改变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往往很难奏效。应对乃至引领中国的老龄社会，需要在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设计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人口政策的框架体系。

（摘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材料三：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0%；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突破两亿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达到4.87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的四分之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00年—2005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22%，同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能化、高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亿，占老年人口总量的22.3%，占世界高龄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留下来的大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不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与“边富边老”甚至“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未富先老”，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

    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人口负担比加重，同时也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老年人口增多，特别是高龄、患病老年人增多，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并且提出更多方面的要求。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身体较弱，有病的相对较多，对卫生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预示着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摘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应对策略》）

材料一：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到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摘自田志伟、田展《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材料三：

    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大概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摘自梁建章《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小孩人头抵税》）

材料四：

    依据《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材料一）

    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批量产出网红产品，成为国民文化lP。故宫IP的光环，也令其继任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备受外界关注。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从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则让普通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而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 09%。在庞大的文创市场迎来“井喷”的同时，也吸引一大批入局者。不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类展馆正加码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已有250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围绕馆藏进行IP开发。

    目前来看，博物馆文创正在食品、彩妆等领域大展拳脚。例如，国博馆的文创产品已推出灵感源自青花瓷与粉彩瓷的食品棒棒糖，以春夏秋冬元素和每个朝代文物对应的手绘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以清朝画作《芙蓉双鹭图》为设计灵感的芙蓉双鹭保温杯等文创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国博馆结合馆内藏物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国博衍艺”产品90余款，累计国博文物、品牌元素产品形成的市场销售规模达到7. 92亿元。

    类似的博物馆文创案例还有很多，划分到广东本土同样亮点纷呈。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凭借首个推出“粤藏”“粤光宝盒”“风尚”三款文创蛋糕的博物馆身份而爆红网络。

    （摘编自《故宫文创一年卖出15亿元  博物馆文创不甘落后》）

（材料三）

    博物馆IP主要是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如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博物馆的品牌图像、建筑、陈列设计方案等。博物馆I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的行业和产品提供创意与内容来源，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lP运营的一部分。通过赋能的方式，跨界融合进行全产业链的“二次开发”才是博物馆挖掘IP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但是现在IP授权在不少博物馆手里是个烫手山芋，主要因为无法确定IP授权的费用。据北京自然博物馆负责经营运营管理的翟幼艾透露，自然博物馆曾联合外部设计师开发了上千个别具特色的文创IP，但开发出来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量产，因为无法为这批IP授权定价。据悉，目前国内IP授权没有统一的价格，即使是在IP授权领域较为成熟的海外博物馆，也没有明确的行内标准报价，只能由博物馆和被授权方自主协定。该为“IP”授权定价几何才不至于无形资产流失？

    看到市场上对博物馆文创充满热情，苏州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却无比冷静地表示，博物馆的商业化浪潮虽然势不可挡，但博物馆的品牌和IP还在孵化期，并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因此商业化到什么程度，每个博物馆应当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毕竟宣传教育展示才是博物馆的主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特别商业的项目。”蒋菡称若合作只是让博物馆给产品背书，这样的合作对博物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摘编自《“博物馆+”与文创古老的博物馆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