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落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当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辽据有幽云地区后，逐步奉“中国”之号。辽人认为“辽之先，出自炎帝”。辽太祖兴建孔庙，奠定了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辽朝将州县制与部族制相结合，形成了“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元制。辽朝在保留契丹世选制的基础上，设立科举，提拔了一批肱骨汉臣。

——摘编自曹流《辽宋夏金为何共奉“中国”之号？》等

材料二  顺治皇帝多次指出，“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康熙皇帝认为，“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凡尔人民，咸吾赤子”。雍正皇帝也强调，“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边疆民族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