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我与地坛^①（节选）

①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②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惟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中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敢。

③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④那时您可以想像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像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⑤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闲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来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云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⑥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旭日。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救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⑦但是，那不是我吗？

⑧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甲】

    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即将载入史册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运动。

    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的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之于世。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起草《宪法》和《独立宣言》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节选自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乙】

    今天，当我们悼念美国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政治家亚当斯先生，并发扬美国革命传统的时候，亚当斯先生为支持美国独立而大声疾呼的人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无论生死存亡，我都举手衷心拥护《独立宣言》。

    的确，在开始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独立。但是，上帝为我们安排了结局。英国的不义行为迫使我们拿起武器。他们视而不见自身的利益，反而我们得益；他们一味固执己见，直到我们看到独立的希望。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力争得独立，因为它属于我们。

    既然天意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推迟《独立宣言》的诞生呢？难道今天还有人如此软弱，竟希望同英国达成和解，并以为这种和解会保护北美的安全与自由 ， 或保护其本人的生命和名誉？

    请问那位在座的先生，还有那位坐在您身旁的年高望重的同事，难道你们二位不都是遭受仇视，惩罚和放逐的对象吗？如果英国人继续当政，而你们又无望得到王室宽恕，你们二位除了作为歹征，还能有什么结果？如果推迟独立，我们究意是想继续这场战争，还是放弃这场战？难道我们打算服从英国国会颁布的包括波士顿港法案在内的所有议案吗？难道我们心某情愿地同意毁掉我们自己，而听凭我们的国家和权利遭到践踏吗？

（节选自丹尼尔·韦伯斯特《永远独立吧！》）

枣

废名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么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颇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罢，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了。我不知怎的，实在的不要听故乡人说话。

    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容易入耳……唉，人何必丢丑呢？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枣树、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

    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

    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她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的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罢。”

    果然不见她来了。一到八月，枣渐渐的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的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的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贵姓？”

    “姓岳。”“府上在哪里？”“岳家湾。”“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罢，或者说，这人还年青罢，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二九日

（选自《枣》，1931年，有删改）

千顶红帽子

程瑞嘉

    七十五岁的秋明老汉去了一趟徽州，回来的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

    十三岁那年，秋明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更不用说拿钱供他读书了。为了不饿死，秋明辞别了双亲离开徽州老家。像当时的顺口溜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把雨伞，一个包袱，秋明从新安江顺流而下，到人间天堂杭州去讨生活。外面的生活很精彩，也很无奈。秋明干过商店的伙计，做过运输码头的短工和苦力，捡过垃圾。没有文化又在异地他乡，秋明的日子就过得很浪，很苦。他最后浪到了浙江的宁波，依然是过着靠捡拾垃圾度日的生活，饿不死，也不富裕。

    时间像个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秋明由一个懵懂不更事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头发和胡须花白、腰弯背驼、老眼昏花的七十五岁的老汉。生活的艰辛磨去了他衣锦还乡的美梦，有的是日里夜里对故乡的念想和企盼。

    有人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们在外面靠努力和勤奋成了腰缠万贯的富人，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甚至将自己的名字变成学校的名字，过着受人尊重、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秋明何尝不想这样呢？但生活似乎老开他的玩笑，总让他一辈子辛劳地推着大石头上坡，结果却一无所获，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秋明老汉最近总做梦，梦见回到了故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看到许多不熟悉的面孔，内心感到兴奋和激动，每次醒来，泪水都打湿了枕巾。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失眠，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那是一个母亲对久未归乡的游子的呼唤。

    秋明老汉终于被那个强烈的念头折磨得失去了形体，愁容满面。他于是打点行装，踏上了回徽州的行程。车窗外的景色迷糊了双眼，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了，有的只是临近故乡的激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老先生的诗好像就是为这时的秋明老汉写的。

    虽说回到了故乡，但一切都改变了秋明老汉脑子里对故乡的印象。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当年的小伙伴已经大多不在了，即使还在的，也已经变成了不熟悉的生面孔。村庄比儿时更大了，也更新和繁荣了，家乡的变化让老汉欣慰。老房子早已不在，只记得房子的边上是学校，如今学校还在，也不是当年自己读过三年书的学校了。如今的学校让秋明老汉惊喜：校园又大，教室又宽敬，那么多的教室，能坐上千名学生吧？！突然，学校里放学的铃声大作，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把陷入沉思的秋明老汉吓了一跳。看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放学跑到了公路上往家赶，秋明老汉是又高兴又担心，要是过往的汽车不注意碰到孩子怎么办？他听村里的人说，过往车辆碰到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好在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学校也为这事伤脑筋，一直没有好的办法。

    秋明老汉没有孩子，但他却比谁都更喜欢孩子。

    要是学生的头上能戴一顶小红帽该多好，既可以提醒过往的司机当心，看上去也醒目，夏天还可以抵挡一下天上的毒太阳。想到这里，秋明老汉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他跨进学校的大门，径直向校长室走去。时间不长，秋明老汉又从校长室里愉快地走了出来，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秋明老汉把用捡垃圾换来的一千顶红帽子交给学校的时候，校长召集全校教师和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千名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学校的操场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红帽子，初升的太阳照在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上。一个孩子跑出队列，喊一声爷爷，将一条红领巾戴在秋明老汉的脖子上，然后迅速跑回队列。孩子们伸出右手向秋明老汉敬少先队队礼。秋明老汉也笨拙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站在秋明老汉身边的校长和教师都被他的举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秋明老汉看着孩子们戴着他的红帽子在学校操场和校外的公路上走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心里想从今以后谁敢说他秋明老汉孤身一人，他分明有了一千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想到许多路过的汽车司机都要停下来向他们鸣笛致意，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她只能活七小时”^[注]

[美]保罗•舍恩斯坦

    本市新闻编辑台上电话机的指示灯闪烁着微弱的白光，时间是下午3点40分。

    本市新闻主编接了电话，他听到这些内容：“我的小女儿在路德医院。医生说她只能活7个小时，除非得到新药青霉素。这是她唯一的希望。医生已经使用了磺胺以及其他每一种药。我必须找到某个有足够能力的人帮她。你能帮我吗？”

    打电话的人通报了他的身份，他叫劳伦斯•马隆，职员，家住杰克逊海茨，第34大道第83号。濒于死亡的小孩是他的女儿，叫帕特丽夏，两岁，现就诊于路德医院，在曼哈顿，第144街和康文特大道交会处。

    找到青霉素并非易事。因为这个被医学界誉为“创造奇迹”的奇药是如此的稀少，以致几乎不能得到它。即使是军方，也只能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小部分。

    然而，这位父亲恳求帮助两分钟之后，本市新闻编辑台决定开始投入这项援助工作。这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只能活7小时，除非……”

    电话打到路德医院，证实了那个小孩几乎不能活了，她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即葡萄球菌引起的败血症，一种血液中毒。磺胺制剂已用过了，输了两次血，都无济于事。有人提出青霉素是唯一的希望。

    通过电话向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请示，并详细调查了纽约的药品公司后得知，施贵宝公司生产青霉素。

    打给帕伦博士的电话被A．N.理查兹博士听到了，他在华盛顿负责科学发展局的研究工作。“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的施贵宝实验室能提供青霉素。”理查兹博士说，“我得打电话，要他们立即定量发放。”

    与此同时，人们获悉斯特•基弗博士这位波士顿外科医生和战时生产委员会委员有权直接命令发放民用珍贵药物。他是由路德医院的外科医师丹特•柯利蒂大夫通过电话取得联系的。

    “你将得到青霉素。”基弗大夫向柯利蒂大夫许诺。那是下午4点钟。医生们对在红头文件的作用下找到青霉素的来源并被予以发放的速度感到惊异。

    现在，计划正在实施之中，由两个州的警察护送青霉素这个仁慈的东西从新布伦瑞克运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女孩的床头。下午6点30分，柯利蒂大夫在霍兰隧道的入口处碰到了一群焦急的记者。当那辆仁慈之车停在施贵宝实验室前面时，时间是下午7点30分。

    3个卫兵等在那里。其中一个走向汽车：“是柯利蒂大夫吗？给你青霉素。”

    柯利蒂大夫接过那硬纸匣，由冰裹着的青霉素放在里面。“现在，”他说，“我们有了一个战斗的机会。”

    最后一段路程是从霍兰隧道到路德医院，只用了8分钟，这是创纪录的速度。行驶在西区高速公路时，车速器始终指向65英里／小时。汽车就要停在医院门口之前，柯利蒂大夫说：“今天，你们做了一件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做不了的事。”

    “也许是，”一个记者说，“但是从现在起，大夫，靠你了。”

    此后，记者们踮着脚尖走进四楼那个失去知觉的孩子的房间。她费力地呼吸着，但在蓬乱的丝一般的棕发下面的小脸上，并没有痛苦的表情。“她是个可爱的病孩子。”一个护士低声说。

    帕特丽夏•马隆的父母哭了。

    “谢天谢地。”凯瑟琳•马隆低语着，“至少，我的小丫头又有了一次机会。”

（选自《普利策新闻奖名篇快读》,有删改）

【注释】这篇报道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8月，获1944年普利策新闻奖。